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4/9页）

诸厩　泰厩丞印　章厩　宫厩丞印　中厩丞印　左厩丞印

右厩丞印　小厩丞印　御厩丞印　官厩丞印　下厩丞印

家马　下家马丞　驺丞　走士丞(14)

上述这些“令”，或由“丞”而反映出的“令”，从《秩律》及《汉表》中的类似官职看，其秩级在五百石、六百石、八百石、千石之间。他们全部都是职能性官职。其数量如此众多，一定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春秋的职官中还看不到多少“令”呢。“令，发号也。”(15)“令”是发号施令的权力。还有人说“令”是以“口”命“众”的意思(16)。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金文中“令”又通“命”，例如“册命”。君主在册命礼上向官员赋予职责，后者由此“受命”。“令”不是品位，而是职名，其职名结构就是“职事+令”。这种命名方式是“以事为中心”的，简直就是对“若干石之吏”、对“若干石之官”的具体诠释。

中央的诸署令是诸卿属官，诸卿各管若干“令”，相当更高一级的“令”，而且有的就叫“令”，如郎中令、少府令、中大夫令、大行令。这是一个“大令管小令”的格局，一个由“令”来维系统属关系和职责分配的体制。皇帝则是最大的“令”——秦始皇定制“命为制，令为诏”，制、诏就是皇帝的“命”与“令”。一大批称“令”之官的崛起，或者以前不称“令”者逐渐被冠以“令”名，这是权力集中化、职责规范化和等级科层化进程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些官职，再加上他们的属吏，构成了战国秦汉“吏”的主体，并以“若干石”禄秩为其等级尺度。

三　“以吏职为公卿大夫士”与“以秩级为公卿大夫士”

《秩律》中的二千石诸官，相当一部分是诸卿。我们说，禄秩的伸展意味着“更高级的官僚也用‘吏’的形象定性定位了”，那么就含有这一意思：此前同一层次的权要地位还不是以“禄秩”来认定的。后来诸卿变成了二千石。那么秦汉诸卿是如何成为“卿”的？这个旧日爵称是怎么跟“二千石”挂钩的？对这个问题，我们揭举“以吏职为卿”与“以秩级为卿”之义。“以吏职为卿”，是说各种官职的沉浮之中“吏职”不断上升，由此涌现出一支新的“卿”的队伍；“以秩级为卿”，是说这个新兴的“卿”的队伍，是以二千石、后来是中二千石来确认的。

周制，王廷有“卿士”，系执政大臣之称。有学者说“卿士”是一种爵位(17)。但晁福林先生认为，“卿之执事者成为卿士，反过来也可以说卿士是卿之有官职者”；周朝“不使卿位与官位相结合，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级别、荣誉的标志，既无固定职守，也没有俸禄。”(18)“卿士”之名，由表示爵级的“卿”和表示职事的“士”合成。“士者事也”。如此说来，任事者称“卿士”，有位而不任事的单称“卿”。但这种区分不一定很严格，而且“卿士”之名不反映分工与职掌，也只是类称而已。彭林先生又指出：“从文献看，王室卿士的日常事务有代王锡命，与盟、聘诸侯、赗禭、会葬、迎聘、征讨等，彼此之间并无严格分工，他们不专一职，随机而出。”(19)在分工严格和职掌明确一点上，“卿士”还不能跟秦汉列卿同日而语。总之，周廷有一批显贵，其位为“卿”，可能任事也可能不任事；“卿”称是品位性的，它是官、是爵还是位，不大能说清楚，兼而有之吧。与秦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内史……那样的专职卿相比，还相去甚远。越传统的社会，其官阶越“重人”而不是“重事”。重“人”就是重身份，贵族们即便没有职事，也需要用卿、大夫之类爵号使之“不失旧位”。

春秋列国的执政大臣亦称“卿”(20)。晋有六卿，然而是三军将佐之称，不是按兵刑钱谷来分工任职的。鲁国的三卿倒是分任“三司”的，即司徒、司马、司空；郑国六卿既有分工、又有位次之别，依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少正为序；宋国六卿，则是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21)。则郑、宋的六卿，行政首长（当国、为政或右师、左师）之下，若干卿各有所司，存在着职能分工。这时的卿是“世卿”，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宋之三族之类，是先有了卿大夫的家族权势，进而在瓜分事权时各领一司的(22)。梁启超云：“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权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23)“权在得政之人”即是“世卿”之义，官职的占有其实是“以人为本”的。无论三卿也好、六卿也好，这“卿”仍不纯粹，有贵族品位和行政职位的双重色彩，不同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