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5/9页）

战国卿、大夫、士等爵号，仍在发挥品位功能。“战国时代三晋、齐燕的爵秩等级，大别为卿和大夫两级”(24)；“战国时各国的爵制大致有卿、大夫两个级别”，“卿有上卿、亚卿、客卿之别，皆为一国的高爵”(25)。孟子曾是齐国的三卿之一，蔺相如、虞卿曾为赵国之上卿，燕昭王曾以苏代为上卿，以乐毅为亚卿。秦国也有上卿、卿、客卿，上卿如姚贾、甘罗，客卿如“客卿胡阳”、“客卿灶”、“客卿通”。战国“大夫”，有上大夫、中大夫、国大夫、五大夫、长大夫、大夫等等名目，比春秋复杂多了，反映了卿、大夫体制正处在蜕变之中。所谓“卿”、“大夫”，有的执政任事，有的却是闲人。荆轲不过是一介刺客，燕太子丹想利用他，给予上卿之位，先养起来。据说齐威王让淳于髡做了上卿，又说他做的官是“诸侯主客”(26)，推测他共有二衔，一爵一职。稷下学宫把学士七十余人安排为“列大夫”，“不治而论议”；三晋设有“中大夫”，用以安置贤人(27)。“某某令”之类职能性官称，一眼就能看出那人干什么；而“卿”、“大夫”只表示那人已在“人才队伍”或“干部队伍”之中了，表示他是高干还是中级干部；至于他们具体干什么，官号上看不出来，实际也完全可能有位无职。这种“卿”、“大夫”，显然是品位概念。

等级变革的规律之一，就是越往等级上端变革越慢，传统色彩越浓。战国等级体制的下端已广泛使用“若干石”秩级了，“若干石”取代了传统的上士、中士、下士等爵称，清晰标出了与权责相称的报酬高下，从而表明这个段落的人员是“吏”；等级的上端则依然保留着“卿”、“大夫”爵号的浓厚影响。然而变革毕竟在不断推进。位阶管理上越来越重“事”，各官职的地位随政治发展而起伏波荡着，其间那些显示了行政重要性的官职不断脱颖而出，并因权责大小和统属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新的等级关系。所谓“自然而然”，意思是在政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用非行政性的品位“外加”的。汉初《二年律令·秩律》中列在二千石的诸卿，其中有一些在较早时候不是显官，并不拥有“卿”的荣耀，它们是“自然而然”地升上来的。

《秩律》之中，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二千石，但劳榦先生推测，这两官既然以“令”为称，那么它们在秦应是千石之官：“又秦官凡九卿之职，皆不称‘令’，而‘令’、‘长’之职，乃九卿及二千石之属官，其中大夫令及郎中令之称令，亦故为千石以下官，非九卿；亦犹尚书令故属少府，自汉以后其名未改、其职渐尊，寖假而驾乎九卿之上，成为辅相，然故为少府属官，犹斑斑可考也。”(28)。劳榦通过称“令”一点，论证秦之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原先不在“九卿”之列，秩级也在千石以下，这看法发人深思。“令”是战国的新兴官职，在较早时候，称“令”之官确实地位不高。

劳榦先生云“尚书令故属少府”。今查《秩律》，“少府”记作“少府令”，那么少府本身也曾称“令”，汉初亦然。汉朝少府下属的称“令”之官多达16个，这个机构也是大令管小令的。依劳先生思路，较早时候少府也应是千石之官，跟中大夫令、郎中令一样，并没有“卿”之尊位。又据《百官公卿表》，典客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那么此前典客的职称，是否可以理解为“典客令”呢？多少暗示了那官职是近乎于“令”的。

《秩律》所见诸卿还有以“尉”为称的，如廷尉、中尉、车骑尉、卫尉等等。“尉，从上案下也。”(29)“尉”的意思是“安”(30)，“安”不妨理解为让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从其令、各用其命，即管理、统辖。称“尉”之官在春秋就出现了。晋国中、上、下三军以将佐为首长，将、佐属卿，卿之下有军尉，可见“尉”在卿下。此外晋国还有舆尉(31)。《左传》襄公十九年：“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以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相对于三命之卿，军尉、舆尉只是一命之官，低两等。“军尉”似为中级军官，相当“大夫”；“舆尉”只排在“候奄”之前，就更低下了。

战国的“尉”就更多了。三晋有不少“尉”：赵有中尉、国尉、都尉；魏有都尉、持节尉。秦制近于三晋，有国尉、廷尉、都尉、中尉、军尉、卫尉等，此外各郡设有郡尉，各县设有县尉(32)。杨宽先生根据白起的仕历，判断秦昭王时的国尉在大良造之下(33)。大良造即大上造，是第16级爵；在白起担任国尉之前，他爵为左更，是第12级爵。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说：“若从《商君书·境内篇》看，秦国尉的地位可以说是中级军官。”(34)传世有“邦尉”之印，或说就是战国的国尉(35)。又缪文远先生云：“秦中级军官有都尉、郡尉。”(36)然而在汉初《秩律》中，昔日的中级军官都尉、郡尉，都升至二千石了。推测《秩律》中的廷尉、中尉、车骑尉、卫尉，在早先也都是中级军职，在秦汉间才跻身于“卿”。学者还认为，“国尉”可能是太尉的前身，而汉初太尉已进入“公”的层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