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汉郡国官的秩级相对下降

《二年律令·秩律》提供了新的坐标点，使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描述战国秦汉间的禄秩伸展过程。这个“伸展”主要是就中央朝官而言的。与此同时，还能看到另一个平行现象：与中央朝官的秩级上升相比，郡国官的秩级却相形下降了。于是，又一条变迁线索浮现出来，我们又有事情可做了。

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开创了大一统官僚帝国。不过中央集权不会一蹴而就，它在秦汉间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项籍封十八王，汉初封异姓王、封同姓王，都是那曲折性的表现。藩国与中央的矛盾一度尖锐化，并发展到了对抗的程度。最终中央政府平定了“七国之乱”，显示了中央集权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削藩”努力中，都包含着削减王国官额、降低王国官秩的举措，就是说，波及到了品位安排之上。

除王国之外，在郡县等级方面，也存在着中央官地位提升，而郡县相对下降的情况。结果之一，就是若干同类或同名官职，在中央的就秩级较高，在郡县的就秩级较低。这种中央官级别较高的“重内轻外”做法，现代中国也是如此。1956年实行的30级行政级别制度中，中央政府的科员为17—21级，县属科员则是20—24级；中央政府的办事员是22—25级，县属办事员则是24—27级(1)。统一前秦国领土较小，郡县地位也相对较高；统一后帝国疆域大大拓展了，经济发展、人口增殖推动了郡县的增设，这时郡县官吏的地位相对下降，其秩级出现调整，也在情理之中。但从根本上说，中央同一层次的官职高于地方，所体现的是中央集权原则。

品位秩序中存在着一个“比例效力”规则，即，拥有同类级别或名号的人增多，则其价值相对下降。打比方说，一个万人大学，过去有100名教授，现增至300名教授，则不妨认为“教授”在这个校园里相对贬值。在改变官职相对地位时，一般有“升”、“降”两种选择：或提升某些官职的秩次，以令另一些官职实际地位下降，这时地位实际下降的官职，表面上其秩级和位遇依然故我，所以这是一种借助“增量”的温和做法；而若直接降低某类官职的秩级，就属强硬措施了，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才做得到。

《秩律》新提供的秩级参考点，还可供比较王国与郡县的官秩变化。下面先讨论王国秩级问题，再讨论郡县秩级问题。

一　王国官的秩级下降

汉初的王国官制既略如朝廷，秩级也应如此。《续汉书·百官志五》：“汉初立诸王……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这“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的说法，可由张家山汉简《秩律》予以证明。中央诸卿上升到中二千石、御史大夫上升为“上卿”，都是后来的事情；在《秩律》时代，朝廷御史大夫及诸卿与王国御史大夫及诸卿，在当时都只“二千石”而已，是所谓“百官皆如朝廷”。中央之官有中尉、中候，其官职在诸郡是称郡尉、郡候的，而王国仍称中尉、中候。王国中尉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又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了“楚中尉印”封泥和“楚中候印”铜印(2)。王国不但“百官皆如朝廷”，礼制亦如朝廷。例如天子驾六，王国亦可驾六(3)。王国还可以使用九鼎(4)。

但汉文帝开始着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齐分为六而淮南为三。汉景帝继踵而来实行“削藩策”，平定了爆发的“七国之乱”，随后就开始削弱王国官的建制。汉武帝继续打击王国，“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其间压抑王国官的努力，一浪接着一浪，直到汉成帝时：

1.汉景帝中三年（前147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中五年六月：更命诸侯丞相曰相。（《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

2.汉景帝中三年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景帝中五年秋八月：更名诸侯丞相为相。（《汉书》卷五《景帝纪》）

3.汉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武帝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故王国如故。损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曰仆，秩亦千石。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由此可见，汉景帝削夺王国选官权，又把丞相改名为“相”以贬抑之，并大幅度裁撤了王国官额。汉武帝进而压低王国官秩级，把王国的郎中令和仆（原名太仆）由二千石降到了千石。中央的内史、中尉、郎中令改了新名儿，王国的同名官职却不给改，也等于把王国官打入另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