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八章 论交谈艺术（第9/11页）

有许多书都因为主题好而成为有益的书，但作者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推崇，而且一些好书，有如优秀的工程，它们的作者还会为之蒙受耻辱。我在将来要写我们宴席的方式，写我们的服装，当然会写得毫无优雅可言；我今后还要发表当代政府颁布的赦令、公告以及传到公众手里的一些王公的书信”我还要缩写一本好书（一切好书的缩写都是愚蠢的缩写），这本书可能碰巧会砸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后代会从这些作品获得奇特的益处；而我，如果这不是我的运气，又会是什么体面的事呢？大多数闻名遐迩的书都属此种状况。

好几年前，我读到菲利普·科米内[46]的文章，那当然是一位优秀的作者，我当时注意到了这句我认为不俗的话：“千万别为主人效力太多，多到妨碍你获得公正的奖赏。”我应当称赞这句话的创意而不称赞他本人，因为前不久我在塔西陀的作品里见到了下面这段拉丁文：“好事只有在得到回报的范围之内做起来才令人愉快；倘若大大超过了这个限度，仇恨便会代替感激[47]。”塞涅卡说得更加铿然有力：“以有债不还为耻的人愿意不欠任何人的债[48]。”西塞罗则从更宽松的角度看待此问题：“谁自认为没有还清你的债就不会作你的朋友。”

一本书的主题按自身的情况可以让人发现一个博学的人，一个记忆力强的人，然而要判断此人身上哪些部分更具自己的特点，更可贵，要判断他心灵的力量和美好之所在，就必须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个人的，什么东西不是他个人的；而在不属于他的东西里，则应考虑书的选材、布局、华丽辞藻和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贡献。为什么？因为援引素材而弄糟形式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这些人与书打交道缺乏经验，我们处于这样的困难境地：当我们在一位初露头角的诗人身上发现某种卓越的想象力时，当我们发现一位传道者的某些论据强劲有力时，在向学者打听那些东西是他们本人的还是外来的之前，我们不敢恭维他们：直到目前我都十分警惕这点。

我刚一口气通读了塔西陀的历史书（我从未这样读过书，还在二十年前我已没有连续阅读一个钟头的习惯了），我是听了一位贵族子弟[49]的意见才读这本书的，法国很器重这位贵人，为他本人的价值，也为这几兄弟身上显示出的恒久不变的才能和善心。我不知道有哪位作者能像他那样在政府文件汇编里搀进如此之多的对民风民俗的思考和他个人的爱好[50]。他必须专门注视与他同时代的帝王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以各种形式呈现出来的极度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残酷对待臣民的一些突出行为，因此，他有比一般战役和骚乱更重大更吸引人的题材供自己谈论和描绘，这一来他便一笔掠过一些人英勇赴死的事迹，仿佛他害怕此类事迹过多过长会使我们感到不快，这就必然使我经常感到他的作品枯燥无味，这似乎与他自己的看法大相径庭。

而这种撰史形式却最有益。公众的活动取决于偶然性的引导，个人的行为则取决于自己的命运。这本书与其说是演绎历史，无宁说是一种评价；其中箴言多于叙述[51]。那不是供阅读的书，而是供研究和学习的书；那里面处处有警句，所以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那是一个伦理和政治见解的苗圃，可以为操纵世界的行列中人提供储备和增光添彩的资料。它为谁辩护总有可靠而又强劲有力的理由，而且辩论措辞尖锐，洞察入微，并遵循那个世纪十分讲究的文风；操纵世界的人们喜好自我膨胀，因此，只要他们处理事务时措辞无法尖锐也无力洞察入微，他们便借助这本书上的一些话。此书与塞涅卡的作品有相似之处，它显得更厚实，塞涅卡的书则更激烈。这本书更适合为动乱频仍的病态国家所用，比如当代的我国：你可以常说，那是在写我们，那是在刺痛我们。怀疑此书忠实性的人正好暴露出他们对此书不怀好意。书中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且在罗马发生的各种事件里它都倾向于正确的一方。不过我也有些抱怨他对庞培的评价，他的评价比同庞培一起生活并共过事的好人们对庞培的评价更为严厉，他认为庞培与马略和塞洛[52]毫无共通之处，除非说他更为隐蔽[53]。人们并不否认他有野心，企图治理国家事务，也不否认他有报复心，他的朋友们甚至害怕他的胜利会促使他逾越理性的界限，但绝不会认为他会发展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在他一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感到他有明显的足以威胁人的残忍和专横。没有必要以怀疑抵消明显的事实：要那样做，我是不会相信的。他的描述朴实而平直，他那样写史也许有他的根据，即这种描述并不一定全都准确符合他所作评价的结论，他作评价的依据是他个人立场的倾向，而此种倾向往往超越他向我们展示的素材，他从不愿以任何方式使素材适应他自己的倾向。他服从法律的指挥棒而赞成当时的宗教并无视真正的宗教，他没有必要为此而感到抱歉。这，是他的不幸，不是他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