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八章 论交谈艺术（第10/11页）

我最重视他的评价，同时又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弄得十分清楚。比如提比略在耄耋之年体弱多病时写给元老院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54]：“我给你们写些什么，先生们，怎样写，或者此刻不该写给你们的又是什么？诸神和仙女们要我死得比我每天意识到——如果我能意识到的话——的死亡更糟。”我看不出为什么作者要把这些话如此肯定地放在折磨提比略良心的令人心碎的悔恨上；起码在我有可能看出时，我也不去看。

在有必要说明他在罗马执政时期作过一些体面的事情之后，他接着解释说，他说这些话并非出于卖弄，我认为这似乎也不大可靠。这一笔似乎使这样的人物显得太怯懦了，因为不敢坦率谈论自己，这暴露了某种心病。凡判断事物鞭辟入里、高屋建瓴、正确可靠的人都善于全面利用自我和外界的一切实例，他会像说明别的事情一样说明自己。必须冲破礼仪的一般规矩去维护真理和自由。我不仅敢于谈自己，而且敢于只谈自己；我在写别的事情时却经常迷失方向并脱离主题。我对自己并非不分良莠什么都爱，我不会自我喜爱自我依恋到根本不能退后几步像邻人看我，像我看一颗树那样辨别自己审视自己的程度。看不清自己究竟价值几何，或谈自己的价值比别人看见自己的价值高，这两种失误不分轩轾。我们应给上帝而不是给我们自己更多的爱，而我们对爱知之甚少，所以谈得十分尽兴。

这部作品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那是一位大人物，正直而又勇敢，不是那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英勇，而是一种旷达高贵的勇气。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提出证词不免冒昧，比如，他说一个背负沉重木材的士兵双手冻僵了，粘在木材上的那双手已经坏死并从手臂上脱落下来[55]。凡遇这类事情我习惯屈服于伟大证人的权威。

书上还说，韦伯芗[56]托萨拉匹斯神[57]的福，在亚历山大城把唾沫涂在一个盲女人眼睛上从而治愈了那个女人[58]，还有别的不知什么样的奇迹。作者写史所遵循的是优秀史学家们的范例和历史家的职责：史学家记载所有的重大事件；在公众中发生的大事里还可以见到民间的传闻和舆论。史学家的职责是以照本宣科的方式复述普遍的信仰而不是调整那些信仰。调整信仰的工作属于良心的指导者神学家和哲人。不过，他的同伴，那位同他一样伟大的人说得十分明智：“实际上，我报道的事实比我相信的事实多，因为我既不能肯定我有怀疑的地方，也不能取消流传下来的东西[59]。”还有，这位说得也很聪明：“不必费力去肯定或反驳那些事实……应当信赖名声[60]。”塔西陀是在人们对奇迹的信仰已经开始减弱的世纪写史的，他说，他可不愿意把一些来自他十分敬仰的古代善良人士的东西写进《年鉴》从而使那些东西站稳脚跟。说得太好了。但愿他们为我们描述的历史根据自己得到的史料比根据自己的敬仰之情多。我是我自己写作素材的主宰，从不按别人的意思写作，但也绝不自负；我常常试着写一些幽默的俏皮话，但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些话，我还曾尝试运用某些珠玑妙语，但我自己也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听任它们去碰运气。我见有些人却以此类玩意为荣。这种事不该由我一个人去评判。我自己描绘自己既有站姿也有睡姿，绘前胸也绘后背，写左边也写右边，而且写我全部习惯的真实面貌。人的头脑即使能力相同，也并不一定在运用和审美观上都相同。

以上是我的记忆为我再现的大致情况，相当靠不住。一切大致的意见都不可靠，不完善。

[1] 见柏拉图著作一五四六年版《法律》卷十一，第八九一页和《普罗塔哥拉斯》。此思想经常得到古人的发挥。

[2] 原文为拉丁语。

[3] 见普鲁塔克著《监察官加图生平》第四章。

[4] 勃萨尼亚斯系十一世纪希腊地理历史学家，曾著希腊《游记》至今一些希腊考古学家还依据此作进行考古。

[5] 蒙田在此可能想起了他在意大利小住的情景。此外，此种看法也曾展示在斯特法诺·加佐的著作《世俗交谈》里。

[6] 蒙田曾把两端平衡的天平当作标记。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塞涅卡语。

[9] 西塞罗语。

[10] 此话摘自塞涅卡的《书简三十三》，原意为“打着外国幌子装饰自己”。蒙田在书的白边上写了引语的译文。

[11] 在此书的一五九五年版本里，此处为“完全没有”而不是“很少”。

[12] 此处指以厄提代姆斯和普罗达哥拉斯两人的名字作书名的两本对话集。

[13] 约生于公元前四六〇年的德谟克利特为希腊哲学家。此处根据公元前三世纪护教士拉克丹斯著《神的教诲》卷三，第二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