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20/22页）

最后王家新含蓄地指出了他与北岛更深层次的分歧：

可惜的是，像北岛这样一位我所尊重的诗人却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这样的教益，相反，他的做法和许多指责都已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在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之后，他出来“总结”了。总结一下也无妨，但其目的应是把人们导向对诗歌和诗人、对那些备受伤害和曲解的精神事物的更深入的理解，而不是别的。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由此，我也愈加警觉到一种文化反思和自我反省的重要性。……如果不把人生这些更内在的问题包括进来，我们就无法面对像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就不可能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追问文学的奥义，我们就无法进入到它的内部工作。同样，如果到今天仍持那一套“纯诗”的观念，并且对我们自身的贫乏了无觉悟，我们也无法从根本上给汉语诗歌带来一种“突破”。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寄期望于北岛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能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对这个时代的人们讲话，能在诗的语言之间有一种更为纵深的撼动力，甚或能成为如鲁迅所说的那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但现在看来，我们还能抱这样的期望吗？

如果说上面这段话还比较委婉，那么，2009年4月30日，王家新在台北德国文化中心演讲时，所举的一个例子的指向要明确很多：“有一位著名人物，明明是读了、参照了并受益于别人最初对策兰的翻译，到后来却以权威的姿态评判一切，并摆出一副‘正好我手边有某某的译本’的姿态。这里且不谈他后来‘攒’出来的译本中的错误及问题，他这种姿态和做法已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诚实译者的底线。我想，我们总不至于用自己放大的影子来挡住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吧？！”

联系上下文，读者不难猜到这位“著名人物”指的是谁，也不难领悟到王家新文字背后的深意。“隐藏或保密了什么”，恰好是“策兰”的拉丁文意思，王家新用来做对北岛的回应文章的标题，一方面指明了两人讨论的内容的重点，另一方面，从王家新的诘问中，我们也可以用以质疑北岛在对翻译的“诚实”态度。遗憾的是，因为学识浅薄，不谙外文，我无法在北岛的译文与王家新、芮虎的译文之间进行比较，也不知道他们哪一方的译文更符合原作。

十一

顺便说说北岛。

必须承认，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北岛的诗歌唤醒了整整一代人沉睡的思想，他成为一座山峰，高不可攀。尽管在我最初学习诗歌写作的那几年，新出版的刊物上已经很少能见到北岛的名字，但他的作品仍然能够从图书馆里的各种旧杂志和诗歌选本找到。可以说，在习诗初期，北岛是对我影响最深的几个诗人之一，《回答》、《雨夜》、《结束或开始》、《宣告》等作品都深深地激励着我年少的心灵，至今我仍然对其中的大部分喜爱有加。

经过十年左右的“沉默”，随着政治的开明，90年代后期，北岛的诗歌和散文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国内的刊物上；新世纪以来，《读书》、《书城》、《天涯》、《收获》等刊物开始较为密集地出现北岛的文章。2003年初，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北岛的诗》，这是90年代以来国内首次出版北岛的著作集。不要小看《北岛的诗》的出版，虽然它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以往，但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文学事件铭记。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说要有谁的诗集出版可以成为“事件”，那么只有北岛才可以享受这项荣誉。其他诗人，无论海子还是昌耀，都不能。自北岛1989年去国，由于种种原因，在祖国大陆出版一本诗集已经成为比登天还困难的事情。——其实，别说是出版诗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机会也是渺茫，甚至连名字也成了省略号。我曾经读过一些论述“朦胧诗”的论文，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那些学者竟然连北岛的名字都不敢提及，或者只是提提名字而不敢分析其作品，倒是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朦胧诗”成员被连篇累牍地分析、解释、夸赞。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在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一个学者都有顾准般的学术良心。

有了《北岛的诗》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几年，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岛的散文集和随笔集。

从2004年春天开始，到2005年夏天，我一直关注着《收获》杂志北岛的诗学随笔专栏。2005年8月，由这一专栏的9篇文章组成的随笔集《时间的玫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在第一时间购买，并进行了系统的阅读，但阅读的结果却与我的期待相去甚远。按理说，诗人写诗人，必定是文采飞扬，独有洞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这些随笔中，北岛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文人逸事和罗曼史之中沉溺不出，甚至如王家新所说，“大量引用了传记资料，但又一概不注明出处”。有时候则干脆大批量地引用诗人的原文而不做一句解说，其中一篇文章，引文部分占了全文的一半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