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18/22页）

妻子带着孩子

去睡他们甜蜜的午觉去了，

那辆歪在门口的红色岩石牌儿童自行车

已被雪掩到一半；

现在，在洗衣机的搅拌和轰鸣声中，

餐桌上的苹果寂静，

英汉词典寂静，

你那测量寂静的步子，

更为寂静。

抬头望去，远山起了雪雾。

这首诗创作于2007年12月。在保持王家新一贯厚重、澄明的风格之外，增加了令人温暖的日常性，我们从诗歌中除了看到王家新最“钟爱”的“雪”，以及“肯定”、“否定”、“无休无止”、“寂静”、“轰鸣”等似曾相识的形而上词汇，还看到了“靴子”、“妻子”、“孩子”、“儿童自行车”、“苹果”等世俗之物，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精神在进行着微妙的平衡与协调，使整首诗既具有精神的灵光，又潜存着世俗的温暖。我想，这样的王家新是大气的，他成功地摆脱了《日记》的迷惘，《转变》的惶惑，《守望》的执拗，以及《旅行者》的幻想和《第四十二个夏季》渴盼，而变得更为从容、稳重，有一种内在的坚定。这是一个崭新的王家新，我从诗歌中看到了大师的雏形，至少，这样的写作前景比《帕斯捷尔纳克》更值得期待。

写到这里，我想把我曾经对王家新“拙于技巧”的评价收回。王家新的写作，一开始就没有被“技巧”所囿，他写的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命运，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史，而不是词语和技巧的炫耀。一个读者，只有到了35岁以后，才能理解王家新诗歌的“技巧”的内涵，它与我35岁之前所理解的那些“为技巧而技巧”的“技巧”是那么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技巧来界定王家新的风格，用“才能”可能更适合。才能指的是一个诗人的能力，包括了后天孜孜以求的成分，而不仅仅出于天赋。

当然，新世纪以来，王家新诗歌的变化之途并非一条，在另一些诗中“对命运的担当”这一主题逐渐稀薄，挽歌的气息减少，喜剧的成分在增加。比如《答荷兰诗人Pfeijffer“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这样的作品我不甚喜欢，也许是为诗歌的“用处”所限，它过于平白了，缺乏迷人的意韵。

十诗学随笔写作和诗歌翻译，在王家新的写作中分量很重，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同时也是一个翻译家的缘故，他的许多随笔和诗论，都谈到了大量外国诗人的作品以及他们对中国诗歌写作者的影响。对外国诗人的阅读中，王家新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诗歌这一文体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的魅力。西方诗歌大师给了王家新无尽的营养，而王家新同样希望自己的文论作品能给中国读者以启发。因此，王家新把写诗学随笔和翻译当作“为诗歌工作的另一种方式”。

我对王家新的诗学随笔与对他的诗歌阅读几乎同步，那是90年代初期，在当时如日中天的《诗歌报》月刊上，王家新、西川等似乎开辟过一个“三人行”专栏。而印象最深的一篇是在1994年左右在《中国诗选》上读到的《回答40个问题》节选版。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认识”了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名字，以及看到一个中国诗人的独立品质。当时我最喜欢的诗歌评论家是程光炜，诗人评论家就是王家新，他们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专业名词少，行文朴素，易感易懂。1998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诗人随想文丛，其中王家新的《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和西川的《让蒙面人说话》一度成为我的枕边书。

进入21世纪之后，王家新又出版了《没有英雄的诗》、《坐矮板凳的天使》、《取道斯德哥尔摩》、《为凤凰找寻栖所》等诗论集和随笔集。这些书籍，只要能够想办法弄到手，我都会不遗余力，有时候甚至“贪多求全”——2002年10月，我在成都的西南书城将架上的三本《没有英雄的诗》全买了下来，自己留一本，一本送给了一个陪同逛书城的大学生朋友，还有一本送给了老家的一个朋友。

我想介绍一下王家新对保罗·策兰的阅读和翻译，以及此间与北岛的争论，因为这在文坛上具有极其典型的意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王家新对外国诗歌的学习过程、对外国诗人和诗歌的熟悉程度与理解进程，以及他对大师及诗歌翻译的态度。

王家新从1991年秋天开始翻译策兰的作品，当时国内对策兰介绍得特别少，只有钱春绮、刘华新等人翻译过四五首策兰的诗。当王家新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图书馆借到企鹅版策兰诗选时，“完全被他的诗和命运吸引住了”。于是王家新从这个英译本中译了二三十首诗，并请冯至先生的弟子、德语文学博士李永平指正，得到李永平的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