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19/22页）

随着阅读的深入，王家新一再被策兰的作品打动。他意识到，策兰这样的诗人，值得用一生来读。1991年底，王家新在去英国前夕，写了一篇策兰诗歌的译后记《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深感自己笔力不达，但是，当我全身心进入并蒙受诗人所创造的黑暗时，我渐渐感到了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

正是这些“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温暖和照亮了王家新此后在异国他乡的日子。1992年初，王家新到伦敦不久，马上找书店买下了企鹅版策兰诗选和叶芝、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米沃什、维特根斯坦、卡内蒂等人的诗选，这些异国大师的作品与王家新随身携带的杜甫诗集一起，构成了一个诗人的“全部的苦难和光荣”。

有别于一般读者的是，在策兰作品中，激励王家新的不是《死亡赋格》，而是《在下面》、《带上一把可变的钥匙》、《我仍可以看你》等不被一般读者注意的中晚期作品。“从这些诗中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那种对一个诗人命运的承担，那种从词语间显现的‘痛苦的精确性’，都深深地激励着我。”

在国外，王家新四处搜集策兰的作品，并开始进行系列翻译。2002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家新和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这本书收录了策兰的100余首诗和部分散文、获奖演说辞、书信等。这是策兰第一部译成中文的作品集，出版几个月后，首印5000册很快就售完，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一本。

《保罗·策兰诗文选》出版后，王家新没有止步。近几年，又搜集了大量相关材料，新译了约180首策兰的诗，并于2009年2月到德国住了一个月，获得一大批重要资料。利用这些资料，王家新对以往的个别误译进行了修正。

在翻译策兰诗歌的过程中，王家新一再感受到了策兰诗歌的翻译难度，并以此为基准，确定自己的工作态度。王家新认为，对策兰这样一位诗人，没有任何一个翻译家能说完全理解了他，或是有绝对的把握来翻译他，我们要求自己的，只能是忠诚和耐性，是对诗的敬重以及对翻译本身的局限性的觉悟。因此，对翻译来说，首先要求的是“诚实”。

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王家新与北岛有了一次“交锋”。

2004年，北岛在《收获》杂志上撰写专栏，讨论外国著名诗人的生活和作品，每一篇文章都用很大的篇幅来谈论翻译，将其他人的译作与北岛自己的译作进行对比，并对各种译本的优劣“品头论足”。在当年《收获》第4期发表的《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一文中，北岛对王家新翻译的策兰名作《死亡赋格》和钱春绮先生的译本《死亡赋格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他们的译作“失去了原作那特有的节奏感”，甚至声称王家新的译文“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同时，北岛还对王家新的《花冠》、《数数杏仁》等译作提出了批评。比如，他认为王家新和芮虎翻译的《花冠》有四个“问题”：题目译成“花冠”过于轻率；过度阐释；语序牵强，“洋泾浜”；缺乏语感与节奏感。而在列举了王家新、芮虎和钱春绮翻译的《数数杏仁》之后，北岛将几个翻译家的“问题”上升到了“犯罪”的高度：“我们常说的所谓翻译文体，就是译者生造出来的。我并非想跟谁过不去，只是希望每个译者都应对文本负责。谁都难免会误译，但由于翻译难度而毁掉中文则是一种犯罪。”

对于北岛的批评，王家新写下了长达万言的反批评《隐藏或保密了什么——对北岛的回答》（该文后来收入书中时标题改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与北岛商榷》）发表在2004年第6期《红岩》杂志上，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立场和角度。王家新从北岛至为注重的“语感”和“节奏感”谈起，对北岛的指责逐条进行反驳，并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对策兰作品的理解，并对北岛的翻译态度提出质疑。王家新认为，北岛的译本与此前的很多译本相比，并没有“正确”和“高明”到哪里去，因此，他对的“真理在握”感到难以置信。不仅如此，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关键性的地方，北岛都套用了别人的翻译，包括他所批评的王家新和芮虎的译本以及钱春绮的译本。正如北岛自己在另一篇文章所说，他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是在参照冯至、陈敬容和绿原等人的译本后，“扬长避短”而“攒”成的。对此，王家新不无讽刺地质疑道：“套用、参照或‘攒’用了别人的翻译，而又转过来以权威的姿态对别人进行评说乃至抹杀，这可以说是翻译史上的一个创举。我不知北岛是从哪里得到这种勇气和特权的。”此外，王家新还指出，在介绍策兰和里尔克的长文中，北岛大量引用了别人的传记资料，但又一概不注明出处，而让人误以为这是北岛自己的成果，这种做法“同样使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