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灵魂朝向这一切吧，诗人（第21/22页）

这些文章最常见的表现是：无法在思想深度上挖掘时，就绕道而行，列出一首诗来逐字逐句煞有介事地分析，或者举出几种译本进行比较。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是，将各种翻译文本作比较时，北岛随时都会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恋——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译本最佳而批评其他大多数译者，却忘记了自己的有些译本是站在前人的成果的肩膀上“攒”出来的，这是引发王家新撰文“商榷”的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对待同一个诗歌大师，北岛与王家新的区别主要不是对作品领悟能力上的区别，而是态度上的区别。在北岛的字里行间，时常表露出“我是大师的朋友”、可以与大师并肩而坐的自傲。比如在《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中，分析完策兰《花冠》一诗之后，北岛首先赞美《花冠》“是最伟大的现代主义抒情诗之一”，紧接着又说，这首诗“和特拉克尔的‘给孩子埃利斯’和狄兰·托马斯‘那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一起，作为任何时代任何语言最优秀的诗篇，由我推荐并选入2000年柏林国际文学节的纪念集中。”这种语气多少可以看出北岛的姿态。难怪王家新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不无讥讽地说了一句：“看来策兰有福了！”

而在《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一文的开头，北岛写道：“里尔克一生写了2500首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在分析了《秋日》一诗后，北岛说：“正是‘秋日’这首诗，使里尔克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该文的结尾部分，北岛又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行文至此，我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修正，这与我重新阅读时被其中的某些精辟诗句感动有关。”由此可见，北岛对一个诗人定位的严谨性——从另一角度而言，是“随意性”。既然在策兰和里尔克等大师面前都如此“傲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北岛说出那句颇有些盛气凌人的“（王家新的译作）把诗歌降到连散文都不如的地步”的自得了。

与此相比，面对大师的作品时，王家新要谦逊得多，他主动将自己置于一个读者和一个学习者的立场。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频频出现这样的文字： “对于策兰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我永远要求自己的是去读，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读，哪怕他们的诗我并不是全部理解或喜欢，哪怕随着我们阅历的扩展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某种局限性。”“在词语的黑暗中，从策兰那里所传来的一声模糊而又痛苦的‘永不’，所陡然显现的诗的深度，经常使我这个‘诗人’痛苦而羞愧。”“从这些诗中体现的那种罕见的对苦难内心和语言内核的抵达，那种对一个诗人命运的承担，那种从词语间显现的‘痛苦的精确性’，都深深地激励着我。”“的确，这是‘最难理解’的一部诗集，迄今我仍不敢说我读懂了它的每一首诗，我想这对我或其他任何读者来说都是不可能的……我不敢说我就能胜任，更不敢说我译出的就是‘德语中的策兰’，我所能做的是尽力译出我心目中的策兰。”……

对待名家名作截然不同的态度，构成了北岛与王家新的分歧，因此，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毫无疑问，北岛是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大诗人，他的部分诗歌作品将被文学史所铭记。在我阅读到的汉语诗人中，北岛足以排在首位。但在对外国诗歌大师的阐释方面，北岛没有给我们如同他的早期诗歌般的惊喜。在我看来，虽然至今北岛仍然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但那主要得益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打下的基础。1985年以后，北岛的诗歌就乏善可陈，再也拿不出像《回答》、《雨夜》、《结局或开始》那样激动人心的作品了。当然，这一许不是诗艺的问题，而是时代在改变，诗歌的社会功能已经远不如三十年前那般重要。诗人的形象也不再是万众景仰的闪着金光的斗士，而是位于社会边缘、寂寞的物种。因此，作为诗人的北岛，近二十年来，其作品的价值远不如作为“人”的北岛更值得重视。同是北岛散文集，我更喜欢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失败之书》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青灯》，它们自然自在，见性情，虽然没有什么深度，但人们至少能从中感受到一个脱离母语环境的诗人流落异国的种种真切遭遇。

十二

从2003年11月开始，我和王家新开始偶尔有了电话或邮件的联系。后来，随着彼此的熟悉，联系逐渐增多。我时常就一些诗歌问题向他请教，有时候他很随和、细心，不厌其烦，有时候也会显得很严肃，让人有些不知所措。但无论是随和还是严格，他都能够牢牢把握住一个底线，那就是立足于“为诗歌做事”的基础上。对于他所欣赏的人和文，他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2008年1月，拙著《朦胧诗以后》出版，我给他邮寄了一册，想不到很快就接到了他的邮件，邮件中对拙著多有肯定，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这本书很好读，是我妻子唯一读完的诗学随笔集。在那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股巨大的暖流，：一个作家写书，其最初和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让人读得下去吗？后来，我又请王家新为我的另一部随笔集《一个人的诗歌史》作序。在那本书里，我依次写了顾城、海子等六位诗人的生活与诗歌，王家新不见得对我笔下的每一个诗人都认同，即使在大范围内认同这些诗人，也不见得认同我对这些诗人的作品的阐释，但他仍然打破了以往从不为人作序的惯例，在繁忙的事务中抽身出来，写下了一篇流畅而深刻的序言。读到他发过来的充满鼓励文字时，我正在云南出差，内心的感动已不能用言语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