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5/6页）

礼堂看门的黄大爷走了出来，站在我们身后，探头张望。黄大爷人很不错，从前在礼堂准备活动的时候，得到过黄大爷不少帮助。他在学校已经四十几年了。

“这是干啥呢？”他像是喃喃自语。

“……一个活动。”我转过头说。

“啥活动？”黄大爷问，“今儿个是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就是纪念BBS。 ”

“B什么？”

“没什么。”我笑笑。

“年轻人哪，”黄大爷一边叹着，一边又开始低头扫地，“太年轻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么有精力。”他又开始讲从前的事，我们很多人都听他讲过各种各样的碎片。“我六一年来这儿上班的，那会儿比你们还小。你们都没饿过肚子，六一年学校学生还有饭吃，我们下班回家就没饭吃了。那是真饿。我们就在这儿……”他说着说着扫到另一边去了，我无法听到他后面的话，他也似乎没有兴趣关注有没有听众。

待一会儿他又扫了回来。“六七年的时候……”他说着停了下来，用手背推推老花镜，又顺势抬起胳膊，指了指礼堂右侧一栋不起眼的三层红色砖楼。“也就在这儿。就是那楼。”他说，“一拨儿学生在那楼上架起火炮，打另一拨儿学生。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他说着，又低下头双手扶住扫帚，“我不知道怎么打起来的，好像是两派，什么什么两派我也不知道。那会儿我们也不敢出门，出门要挨炮弹。是真火炮，是他们自己搭的，火药也是自己配的。后来？后来那可长了。外面那拨儿学生就包围楼里那拨儿，谁要是敢出来就捅死，他们拿着钢管斜切了，断面特别尖，一下就能捅死人。就这么包围了三个月，里面的学生就饿死了。”他在此停下来，用手泛泛地指了指，指向亮着白色小蜡烛的绿地广场，“我还记得哪。就在这儿。”他说着说着又走向另一边，声音渐渐暗下去了，“年轻人哪……”

那晚临走的时候，蓝衣男生要了我在 BBS上的 ID，我没有纸，给他写在了手上。后来两个月之后，BBS恢复运行，我们在网络上交流过几次。也说不上交流，只是偶尔在 BBS的信箱里，会收到一封祝福节日快乐的信件，只言片语中还可以想起那年的影子。但我们后来再也没见过面。

其实，BBS上从来不曾真有什么真的有害的言论，最多不过是对新闻的吵嚷和对历史的补充。中学的时候不喜欢上历史课，因为背来背去就是几行类似的句子：某人在某某时间在某某地点赢得了某某战役，某王朝从某某年到某某年，某某王朝覆灭因为某某皇帝昏朽腐败丛生，某某事件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这是像孤岛一样存在的碎片，其余的大片时光是透明的空白。大学之后开始对过去的事感兴趣。书浩如烟海，于是看 BBS。也仍然得不到全面精细的图景，只是零星话题如海上气泡，从水中冒出渐渐生成浪，一丝丝填补干枯岛屿之间的空白。有时候就连岛的存在都被浪覆盖掉，冲散了，发现那原本不是一座岛。

有时候弄不清谁说的是对的，吵着吵着就变成缠绕的线团，进而变为攻击。事实不清，连数字都各执一词，似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抗日时国共双方各自死了多少人，民国时的经济到底如何，解放战争时接受苏联多少援助，从百花齐放到反右之间发生了什么，林彪上飞机前说了些什么。这些事情要么从来没有出现在课本上，要么就以非常模糊的姿态出现，BBS却给出精微细节。有些人大呼过瘾，有些人坚决不信。我不知道什么是真。

我还记得大二时，有一个学生拿网络上看来的一段五十年代的历史问老师，问老师那时的决策究竟是谁的责任。老师似乎不想回答。他只是说对此问题他听过几种说法，但是他没有说他觉得哪一种更符合真相。这种不明确让我们觉得不满，我们像想知道 2+2= 4一样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老师并不愿意给。

记忆中，似乎从小到大遇到的历史老师都不太愿意提供那种明确。

困扰多了，重新爱上阅读。很多书是在这段时间进入我的世界。我喜欢那种郁闷的书。有些作者不用提到郁闷或悲伤或痛苦这些词，他们只要写，郁闷的气息就源源不断流出来。虽然尼采写的东西措辞强硬，但其实那种感觉郁闷极了，就是小时候我们被老师骂、被同学欺负之后恶狠狠地说“早晚有一天……”的感觉。塞林格也很郁闷，让人分析不出所以然，明明是很简单、没有故事的故事，他写下来就觉得难过得不行。理查德·耶茨也是。最郁闷的还是福克纳，他的故事源源不断每个字都是内心苛责的抑郁，还有一种对世界的呓语般的冰冷旁观。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种感觉的书，可能是因为自己郁闷，就不喜欢看到昂扬，想在其他难过的书里找到共鸣。我不喜欢嬉笑怒骂的书，尤其是充满聪明的嘲讽、却缺少同情的书。那会让我觉得作者太聪明了，站在人群中央扬着头，让四周其他人看起来都是备受冷落。就好像那样沉默笨拙理应受到嘲笑。我也在那冷落的人群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