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我呼吸，听出气的声音，用意识寻找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存在在哪个世界里。

我的意识从体外滑向体内，又从头脑滑向身体，滑向四肢。我抬起手指，想确认自己的手指还能活动，还能遵从我的意志。我用左手触碰右手，又用右手触碰脸颊。触感是坚实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这种存在感让我觉得安心。

我用了很长时间在回忆中游走。这种游走孤独无依。我终于成为彻底的孑然一身，再也没有谁在我无望的时候能陪伴在我身边。我只有在曾经见过的一切中找回自己。所有的痛苦与无能为力，都源于我过于关注我所期望的，忘记去想我已成为的。

比起别人看我，更重要的是我看过什么。我需要搜寻记忆，找到我是谁的证据。

小学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科学家。科学家在书里总穿朴素的衬衫，戴一副黑框眼镜，一丝不苟坐在残破的桌边，为了宏大事业奉献一生。最后的画面，科学家将手捧一束鲜花，面容欣慰，在他身后则是象征科学的原子核模型挂在空中，还有卡通的飞船。

我容易被形象吸引，产生效仿热情。二三年级的时候每人发一本《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的事迹，有的少年身残志坚，有的少年舍己为人。我也盼着有个机会能牺牲，能救人，能让自己觉得自己伟大，能让全国小学生都看我的事迹。我头脑中的画面是在全国表彰的舞台上，戴着红花，谦虚地说我还会继续努力。我被自我伟大感笼罩，没有时间去琢磨更多。

小学时的我远远算不上先进少先队员。我第三批加入少先队，已经是二年级第二学期。一年级在操场的入队大会上，班里最乖的六个学生排成整齐的一字走上台，六个高年级少先队员给他们戴上红领巾，他们扬着头敬队礼，由领头的女孩子背诵了感想。无上光荣。

操场上永远是仰起的脸。蓝色的校服海洋，白色的条纹。升旗仪式，开学典礼，广播员在讲台上朗诵欣欣向荣。队伍横平竖直，前后对正，向右看齐，如棋盘排开，如旗帜飘扬。敬礼！手举起来，角度一致。礼毕！手放下去。没有人出声。

老师总是在检查有谁出声音，他们有神奇的功能，透过校服的海洋从远处看到每个人，站在操场上隔着数百学生大喊：某某，不许说话了！

值日生在操场上奔跑，从前往后一个个清点，数出没有戴红领巾的学生。忘戴红领巾是大罪，忘穿校服更是大罪。值日生、班长、班主任，一重重过关。我穿校服很丑，松松垮垮的运动服，臃肿得像小球，有时候一屁股坐在凳子上不想出门了，但最后还是会穿。

值日生是学校里的巡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们每个班轮流值日，在校门口维持秩序，检查红领巾，检查迟到，检查各班进校队形；在做操的时候到各班检查卫生；在走廊里检查纪律，看到有谁说脏话、乱丢东西、打架、不做操。一个星期结束，全校评分排名。这工作又累又繁琐，值日班级却乐此不疲。轮到值日班级的时候，只有平时表现出色且外表出色的学生才能站在校门口，面对各班队伍，一个一个数队伍里的红领巾。那是一种凌人的气势。“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班的？”抓住一个学生就板起面孔做刚正不阿的样子。也许是第一次作为权威代言人的快感。

若是赶上评比，区里领导来检查，那则更是早早开始准备，从每个人的外表，到学校的外表。从来没人打扫的角落全都打扫了，红字校训重新刷漆，厕所都比平时干净。区里领导要来听课，我们提前备课，老师早早就把问题布置，内容说好了，回答问题的人事先找好，安排好答案和举手的学生。最后所有人都会松一口气，检查得到光荣，老师弹冠相庆。

最大的错误是给集体拉后腿。给集体增添光荣的事都会写在黑板报上，配一朵大红花。我负责过一年班里的黑板报。黑板报上总是需要充满光荣。区领导来检查了，学校获得荣誉，班上同学歌唱比赛获奖，作文比赛优胜。没有光荣，就写好人好事。黑板报上总会有扶盲人过马路，送老太太回家，某某同学肚子疼，某同学冒雨将他背回家。

那是需要创造现实的过程。那些困难的作文题目，“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助人为乐的一件事”、“一件难忘的事”，总是需要想象。偶尔遇到一次已不易，每次都遇到更不可能。全班十五个人扶盲人过马路，十个人把老奶奶送回家，大多数同学都有夜半发烧母亲背自己去医院，也有父亲舍不得吃穿供自己念书。作文课一直有着这种奇幻的意味。有些事情只在纸上真实。若从小开始学习编造，很容易就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