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8页）

没隔几日，爷爷跟着队伍被拉到了天津。那时候平津战役已经快打完了，爷爷听人说，进城就这一两天的事。在天津城外，所有这些小职员挤在几辆大车里，在干瘪的肚皮催促中遥遥望着远处爆炸的尘埃。冬日严寒，锁在大车里吐气成烟。爆炸隆隆既是毁灭，又是希望。他们揣着手蹲在车里，怀念家乡削面的味道。不知过了多久，大车轰隆隆启动了，咣当咣当将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像倒果核一样倒在城市的街道上，又轰隆隆开走了，“果核们”骨碌碌滚进每座建筑，就地扎下根来。爷爷第一次见到那几座银行大楼，倒吸了一口气。森严又高大，站在底下有压倒的气势。一种异常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爷爷没见过这样的建筑，大石块，方方正正巍峨的立面，几根大柱子竖在正面，灰扑扑却有光泽。建筑外面飘着撕裂的横幅，扑簌簌随风显得破落。爷爷跟着大部队涌进楼里接管，看到成箱没带走的档案和红木书桌上散落的废弃文件，想起在太原的国统银行被接管的时刻，也是这么多废档案。他怔怔地站在楼道里，有点恍惚，后脑勺被队长一拍：“干吗呢，快搬啊。”

一九八四年这次人民银行拆分，倒是爷爷的一次机会。文革中，爷爷丢了工作，农场劳改，平反之后也没有原来的位置，这次拆分给他派到新的部门，也算新的开始。其实不能叫拆分，办公室还是一样的办公室，人也还是原来的人，连写字台和文件夹都毫无变化，只是办公室外面的牌子换了一块，牌子上的字换了，文件纸的抬头也变成了红色的工商银行字样。爷爷和同事们默默看着这场转变，没有太多动荡，就好像一切如常。

换牌子那一天，爷爷看着干活儿的人蹬着梯子爬到大楼大理石门边，将一块黄铜黑字的崭新竖长牌匾从车里搬出来，和底下接应的人一人一端抬着，小心翼翼挂上，用一块旧抹布稀里糊涂地擦了擦往墙上挂，两个人相互喊着校正。爷爷知道，这是大幕转换的象征，意味着某种时代的变迁，但是他并不兴奋，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踏入这座楼时，也曾以同样的迅捷动作换门外的牌子，那么相似，那么模糊。又想起更久远的时候，太原银行楼被接管的时候，换牌子的动作一样迅捷——所有记忆都有相似之处，全都混在了一起，似乎没有了区别，只剩下了姿势和动作。

这种感觉在心里动荡起来，引起唏嘘的感叹。

做选择的时候，我习惯抛硬币决定。在硬币跌落在地的瞬间观察内心的感觉，看自己是想重抛一次还是长出一口气，就知道自己真实的愿望倾向于哪端。这次情况比较特殊，硬币在空中飞了很久，在地面上又竖直旋转了很久，直到同学聚会的那个晚上，始终不曾有一面贴近于地面。

同学聚会结束之后，我带着昏沉的倦意上楼。

要出国吗？不要出国吗？出国就能有期待的自由吗？我想象出国后的生活，独自租房，偶尔打工，见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去一些不认识的地方。这种想象对我来说有一些吸引力。我有那么一点点想走了。无论外面的世界是否有实际的自由，至少不会永远被重复的俗常和人际交往的重负锁住，至少有想象的自由。

只是需要花掉爸爸的一大笔钱，而这是我不愿意的。还有如何与妈妈交代。想到这里，我的脚步又有点迟疑。楼道黑漆漆的，公共灯泡又坏了，无人修理。我从玻璃污浊的小窗口望向月亮，在这仅有的微弱光源下，脚下的路模糊不清。

敲门之前，我下定决心，整理了三两句开场的话，准备应对探询。

——妈，我想过了，我还是想出去。

——妈，你说的困难我都明白，我只不过不想这么快就把一辈子一眼望到头了。

敲门的时候，我对命运的偶然性没有过任何思考。

推开家门，我看到一个年轻的陌生男人坐在客厅里，低头和妈妈谈话。妈妈匆匆招呼我一声，就又低下头看什么。我进屋收拾床铺，他们说话的声音就顺着门缝飘了进来。我断续听到一些，捏着床单的手就无法继续了。

我出来喝水，等水开的工夫站在厨房和客厅之间听。我轻声咳嗽，想引起妈妈的注意，但妈妈蹙眉研究几张打印的纸，没有听到。那个人抬头看了看我，讨好似地笑笑。他挺年轻，刻意用发胶把头发梳到后面，还穿了老气的西装，但看得出来最多也就二十八九岁。他似乎想和我打招呼，但又怕影响到妈妈而没有出声。

妈妈确实在思考，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妈妈常和大院里的姑婆聊天，从别人的七嘴八舌中混乱地形成自己的印象，很少像这样长时间思考一件事。让她陷入这种思忖的必定是某种令人发愁的事情，发愁却又难以述说的事情。而且一定是某种具体的事情，具体而微，妈妈的严肃不会放在抽象的东西上。她有限的精力相当专注地集中于把握自己困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