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零零章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时的情景。

那是在某个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具体是什么事我已经忘了。时间太久远，细节消失了。只记得是在工作中遇到些许不顺，为了什么被人批评，回家读书仍有些不满，精神不集中，想法也有几分偏激。那一次和他谈了很久。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书。

那是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事，在我工作三个月之后。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二零零九年四月。整个过程也就发生在这之间，总共两年零六个月。

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甚至在我后来恋爱的过程中，与爱情的关系都没有与他的关系更近。我从来不曾和任何其他人讨论那些问题，只有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可以确定我对他没有爱情，哪怕是幻想中的爱情都没有。但是我很依赖他。我有些怕他，像畏惧一个有学识的长辈，而我的依赖也像依赖一个有学识的长辈。他有些古怪的不苟言笑，但是非常宽容，在我困惑的时候总能找到他，正如一个有学识的长辈应有的样子。

可他不是长辈。我对他的年龄没有概念。他比我年长，但不知道年长多少岁。他的样子一直没有变化，也看不出年龄。他的眼睛是深棕色，深得像黑色，盯着我的时候显得更深，带一副老旧的玳瑁框眼镜。两颊有一点凹，说话时隐约有川纹。头发深褐色，厚实，杂乱，略微遮挡眼睛，没有一根白发。所有的一切都像是壁柜里许久未曾搬动的箱子，充满过往，充满固守的细节。

直到今天，这些记忆还这么鲜明。每每想起来，我仍然有一点悲伤，不是激动的悲伤，而是和一样事物永别时那种既冷漠又无望的悲伤。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每次跟他讨论问题，总是从我自己的问题开始说，最后才说到宏大的主题。

那段时间，我的苦恼确实异常多。我的烦恼、我的焦躁、我的没有方向的不安和毛球般的琐碎的摩擦，缠绕在心里，无法摆脱，令我每日如茧自缚。不谈论这些，就似乎无法撕开一个气口，也就无法进入更宽阔的主题。对苦恼的撕扯才让我进入更宽阔的主题。

每次见面，我总是蜷缩在沙发里，开始数落我的苦恼。他坐在旁边，沉默不语地听着。我希望他评价，他的评价是对我自己最尖锐的触动。

“你知道我的日子有多难受吗？”我跟他抱怨道，“我可能一辈子也逃不出去了。”

他点点头，表示他知道。

“我不是一个好的思想家。”我咕哝着，“我跟你讨论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想解决世界的问题，而是想解决我自己的问题。”

他又点点头，表示没关系。

“是我的痛苦让我来找你。”我又说。

“我知道，”他出奇温和地说，“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就像我期望的那样认可了我的痛苦。我所有期待的就是某种认可。不是指点，也不是教训，而是有某个人肯定地告诉我：你的痛苦没有错，你有理由这样痛苦。一旦得到认可，我充盈的痛苦就消退了一半。接下来我可以静下来听他说什么。

他总是不着急，陷入沉默，往往低头拿起书桌上的老式钢笔，用一块小方眼镜布擦拭，擦拭良久。我等他往下说。屋子里寂静极了，气息全无，只有座钟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像刀子从时间上一片一片切削。我听着那切削，像是正在从我的身体上切削。一片，一片。薄如蝉翼，不可逆转。每一毫秒的切削都是通向死亡的路上一毫厘的接近。

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问题。他拿出他长久以来随身携带的书的手稿，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对着那上面的问题开始讨论。起初我的观点并不连续，只是看到哪儿说到哪儿，像零星跳跃的水上浮游。但是后来，这些跳跃的点慢慢连成了线，我发现我开始有一整套说法，一整套和他辩论、等他评论的说法。这让我激动不已。直到现在，我头脑中还清清楚楚印刻着那段时间我们的所有讨论。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内容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们还是一切的线索。

我记得我说过，统治的问题并不重要，上等人、下等人问题比较重要，上等人、下等人和统治者需要分开考虑，统治者不等于上等人。我还说过，人类平等在自由世界中也做不到，物质极丰富反而会湮灭思想。这些都和他的手稿意见相左，他提出严肃的质疑，但最后还是都接受了。他很平静，像一个见过所有事情的老人。这种平静一半来源于经历足够多带来的宽容，另一半来源于他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我的想法来自所有我经历了、而他没有经历的事情，而那些事情是他也想要弄明白的。

我记得我对他说过，世界上的人并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一旦有富足、有闲暇，就喜欢独立思考。事实上，物质越丰富，人的心神就越被物质的比较和追求占据，当人人都可以有美丽住宅、家庭聚会、周末娱乐、漂亮服装和车、周游世界和探险，人还需要思考做什么呢。如果在人获得物质的过程中，统治者是阻挠者，也许人们会恼怒对抗；然而如果统治者尽力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物质，那么还会有谁介意呢。不，不像他想的那样，统治者为了防止人们独立思想，要把人们的生活维持在贫困边缘，恰恰相反，统治者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人们致富，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