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8页）

后来的二十几年间，爸爸不在爷爷身旁，他没有见到爷爷将这样的清淡饮食保持到晚年。爷爷几十年对美食一眼都不看，虾蟹绝缘，鱼不碰，从未破例，即便是过年餐桌上摆在眼前，也不会动筷子，冷食一口不沾，辣不吃，肉也吃得极少。每每当别人问爷爷要不要尝一点，比如寿司，比如披萨，比如烧烤，爷爷都笑笑扬起筷子，拿一个馒头，自己拨一点炒得软烂的蔬菜，吃得平静如常。这是一种我极为熟悉的固执，任凭世界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固执。

“到底什么事？”爷爷边吃边问。他见爸爸风风火火过来，却不说话，心下狐疑。

“爸，您最近工作还好吧？”爸爸却想先聊聊家里的事。

“还好。”爷爷点点头。

“还在原来的处里吗？”

“不是了。给我分到工商银行了。 ”

“什么银行？”

“工商银行。今年人民银行拆分，我们归工商银行了。 ”

“哦，”爸爸这才想起来，好像听说过这件事，“那您不在原来那儿上班了？”

“还在那儿，就换了块牌子。”爷爷放下了筷子，问：“到底什么事？秋丽有事？”

“不是，不是，”爸爸忙说：“秋丽没事。”

爸爸于是言简意赅、挑挑拣拣地把王老西和于欣荣的计划说了，问爷爷这样做是不是合规矩。他没说他们是偷偷拿到的外汇指标，只说外汇局有这些外汇留成，主动想去做生意。爷爷沉吟了片刻，说外汇的事情他们不管，但凭直觉看，这事情有风险，最好谨慎。

爸爸想了想问：“那如果出问题，最大的危险在哪儿呢？”

“黑市吧，”爷爷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都有黑市，就连国债，听说都有很多人一边收，一边倒卖。厂里的东西也是，外汇也是。以后不知道国家怎么处理黑市，要是处理，得打击好多人，不处理，早晚出大问题。”

爸爸沉吟了一会儿，拿不定主意。他在几年之后才明白爷爷说的大问题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晚上，他没想那么远，只是估摸这种风险遭遇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以及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决定看看情况再说。

爷爷也陷入了沉思。这些天他们在处理工商银行的建立，将人民银行的存贷款陆陆续续转过来，新贷款多得批不过来，他心下有些不安。骗子越来越多了，骗钱骗贷，有的就是以厂子的名义贷款，却去黑市上倒卖东西。

爷爷常常回忆起文革之前的那些日子，规矩、僵化、缺少自由度，却也缺少欺诈的日子。爷爷早年在银行的工作是资金拨付，国营企业日常有大笔资金由爷爷他们负责拨付。棉纺厂、轴承厂、电视厂，将资金送过去，任务派下去，过段时间将厂子的棉布、轴承和电视收上来。爷爷他们要做的就是将这拨付与回收算清楚，并随时去厂里检查工作。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领导，厂长书记都得郑重迎接他们，他们也态度严肃，账目看得一丝不苟。早年没有运钞车，银行职员用三轮车驮着纸箱装满的纸币，穿过城市，运到城郊的工厂。钞票很沉，三轮车驮着蹬起来很费力，大腿蹬下去的时候能感到酸涩的张力。纸箱子只做了简单的封装，没有武装押运，但那么多年谁也没动过手脚，也没有遇到过劫匪。很多年后爷爷仍然能回忆起街上的光明坦荡和噤若寒蝉。那时候，若谁敢打钱的主意，当场就要被抓起来毙了。因为噤若寒蝉，所以光明坦荡。

爷爷的世界也算是经历变迁。小时候爷爷住在晋中山上的小村子，极穷，地都在坡上，从山脚到山腰，村子依山而建，细长不成样，隔几十米有一座低矮的土房，守着斜坡上几分梯田，山上的房子住的人若想下山，只能顺坡滑下。那地方自古荒芜，没什么改变的希望，几十年如一日的绝望，地形扼杀辛劳。再加上打仗，日本人和土匪来一遭就更荒芜一遭。总归是没办法了，孩子大了不得不送出去外面讨生活，走西口也好，当兵也好，任其自生自灭。所幸，爷爷有一个表舅舅在太原市工作，做生意，认识些银行里的人，爷爷十五岁就被送去做了学徒。爷爷走进国统银行，第一次穿衬衫，小心翼翼，养成了观察周围人的习惯。

解放太原之前，爷爷就是这种最普通的银行小职员。太原战役中，银行头头全部撤离，共产党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城里，爷爷和同事都是被接管的对象。共产党干部问他们：“想不想干革命？若想，就跟着一起，若不想，就解散回家务农。”爷爷那年十八岁，才工作了两年，懵懵懂懂，问他们：“干革命有饭吃吗？”干部说：“当然有，干革命发馒头。”爷爷仔细想了想，回老家都是山上的贫地，不下雨就要饿肚子，说什么也不能回老家了，就说：“我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