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第4/5页）

流言怎么落到了焕兴头上呢？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悬案。

焕兴从容地告诉我，那些事情开始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初夏。最初是三两个人到厂里找他，后来常约他到外面，谈话总是和颜悦色，问题也极其简单，有时候还请他下馆子，选的地方档次还都挺高。从三五天一次，到一两个月一次，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二年。从那以后，厂里再也不让他管生产了。但又不能让他到车间当工人，因为没有人说他犯了什么错误，否则早就该把他扫地出门了；更没人说他犯了什么法，否则早就把他抓起来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伙人散伙都好几年了，连主编都出了国，剩下的喝酒的喝酒，挣钱的挣钱，只有他老老实实地在厂里搞生产，凭什么就找到了他的头上？依焕兴的修养，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人；依他的经历和觉悟，也不会哭着喊着要做贡献。说实话，只要工资照发，待着就待着，不待白不待。但实际上这种状况最让人窝火，想申辩不知为什么而辩，想讲理不知该对谁去讲，没几个人能够长期忍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搁置。他问总缠着他的人：沙威都饶过了冉阿让，你为什么就不能饶过我？估计那人根本没读过《悲惨世界》，不知道冉阿让是谁，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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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特殊身份”，是以出卖换取信任，甚至换取金钱的角色，往往在有前科的人中发展，把柄在握，先压垮了你，再利用你。说焕兴是有前科的人也不为过，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人人皆知他有特殊身份，就像是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已经失去了悬念，自然也就失去了功能。中国的老话说，真人不露相。

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对这种传闻的真伪提出过疑问。就我所知，享受这种待遇的不是他一个人，有的比这还要邪乎。谁是真正的工作者，谁是被工作的对象？对于我辈来说，弄清原委是个困难的问题。

至今我仍然记得，曾经有一次聚会，几天后传来不好的消息。是谁将聚会的情况泄露了出去？那时我和周郿英还没有成为夫妻，当我把那天到场的人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一遍的时候，按照思维的惯性，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被怀疑，当然也包括他。其实，我私下里揣摩谁可能是那个不光彩的人时，或许我也正被别人这样揣摩着。不管是在场者的人品，还是我们之间相互了解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人的怀疑都是情感所不允许的。但是，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我最终放弃了怀疑，却并不是因为把握住了信任，而是因为承受不了怀疑之重、怀疑之痛。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既不能坚定地信任，也不能执著地怀疑；信任唯恐危及到理想；怀疑唯恐玷污了友谊。人与人，就这样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游走，那看起来无比重要无比宝贵的东西，就这样无所依傍地被悬在了半空，成为可有可无似有似无的抽象。

但那时我并没意识到：放弃信任与放弃怀疑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相当于放弃了信念。

在《幸存者的不幸》一文中，我写到了如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坐牢，写到因为几个朋友受到牵连我所承受的内疚之痛。但是，我没有写到另外一些人和事。

被捕之前，我的男朋友曾经给过我提醒，他说有人在注意我们，在我的理解中，“我们”是指我和他和后来分别在北京、河北、浙江、山西被捕的朋友，我们是一伙的！他让我把信件销毁，但不许我把这消息透露给其他人，可我硬是没听他的嘱咐，用尽可能曲折的方式告诉了其他几个朋友。直到平反，清点退回的物品时，发现一份侦察时的“邮检”记录，上面清楚地注明了每一封信被截获检查的日期。我曾经想，或许正是这些连收信人都看不明白的暗语，加速了公安抓我们的行动，但这是后话。当我得知一圈人都身陷囹圄唯独他安然无恙时，我的想象变得无穷丰富。在我没感觉到事态已经相当严重时，他的提醒为什么如此暧昧？既然让我销毁信件，他是否早就知道了全部内幕？他认识我们中的所有人，甚至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他靠什么澄清了自己？这一连串疑问对于一个初恋女孩儿的杀伤力是毁灭性的。

灾难并未到此为止。对别人的道德审判，加剧了对道德自律的不自信。在连续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轮番审讯中，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说，我知道他们抄了我的宿舍，还抄了我的家。我出狱后，母亲告诉我，他们抄得很细致，箱子、床板，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出烟孔都搜了，家里所有带字的纸片都被拿走了，所有文字都是我罪行的证据。但我也不可能“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说，怕有意无意间出卖了朋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在两次审讯的间隙我挖空了心思想的不是什么该说，而是什么不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