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流亡者的重访

和加明约好到东环广场底层的茶馆见面,不谈事,只聊天。下午茶馆人少,再把手机一关,这份闲散实在是难得。

其实我与加明只是第二次见面。不久前北岛通知我在月坛北街的老上海有个饭局,去的人除了甲乙丙丁,还有陈加明。我问,陈加明是谁?他说是《今天》最老的成员。我也被说成是老《今天》的成员,可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为了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同仁,我从城北跑到城西。那天,因为不到三岁的儿子生病,加明没来。也许二十多年前就像这次一样,每一次的偶然都让我们俩赶上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黄锐请客,地点是他七九八厂画廊的西餐馆。如今的黄锐,作为先锋艺术活动家,在北京东区闲置的厂房搞起艺术家村落,风流人物刘索拉、洪晃都跑到那里置业,他自己也有了气派的工作室和西餐厅,和当年相比可谓是鸟枪换炮。那天一屋子男女老少像是家庭聚会,客人中只有一个我不认识,稳重谦和的样子,像是城府很深,让人猜不出来路。我想,哦,这就是加明了!

看不出来,加明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家伙,这多少来源于家族遗传。他父亲陈健是周璇那一代的电影演员,当年演艺圈里的美男子,母亲痛说革命家史时,抖落出不止一个在中国人人皆知的美女与父亲有染。美男娶美女,儿子自然是美少年。七十年代初,加明才十四五岁便开始浪迹江湖,和老三届最狂的学生一起滑冰游泳,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到老莫吃西餐,并且经历了比现在被定义为早恋更早的初恋。

加明真不愧为见多识广与时俱进,居然连坐牢都没落下。在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中,坐牢的经历一点儿也不稀奇。去年,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偶然凑在一起,有赫赫有名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有生财有道的商人,有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个人坐过牢,比例是百分之六十。现在是我和加明,比例是百分之百。加明被劳教,是因为警察半夜查户口时用手电筒照他脸,他觉得受了侮辱,冲突起来把警察打了。我说,你一点儿都没吃亏,在你尽情挥洒青春的时候,我却每天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斗私字一闪念。如此革命的我,尚且因为反革命罪而坐了牢,不革命的你,坐坐牢也理所当然。况且,你已经足够幸运,动手打了警察才被劳动教养两年,而只动口没动手的孙志刚却丢了性命,你没什么可抱怨的。加明对此没有异议,连连说,是呀是呀,一点儿都不抱怨。语气和表情都特别诚恳,让我觉得开这样的玩笑很不厚道。

七十年代末,美少年成长为美男子,随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雅尔的激光音乐进入大陆,加明开始迷恋跳舞,美女随之扑面而来,舞者加明出尽了风头。

其实,我无意讲述加明是怎样一路玩儿过来的。我的疑问是:一个原本浮华的、颓废的陈加明,为什么参与了一个民间文学刊物?

事实上,看起来以玩儿为主的加明,和那个年代众多青少年一样,有着难以言传的无奈。家庭四分五裂,爱读书却没有读书的动力,有朋友却缺少进取的氛围。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重而绝望,那么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承受不了生活之轻而痛苦。就在加明因为打了警察而被劳教之前,他曾经精心地设计过一次自杀。他从不同的药店买安眠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攒够一满瓶时一次都吞了下去,幸好被姐姐偶然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支点,从虚无的沼泽中自拔。何止是加明,本应最具活力的青年一代,都在迷惘中挣扎。比如我,虽然作为政治犯而坐牢,但为之殉情的理想又是何等的虚妄!“垮掉的一代”出现在美国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富裕时期,参加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子弟,而孕育中国反叛者的,则是史无前例的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时期,别说是高等教育,有些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从“垮掉”,我们是被“虚掉的一代”。

加明的幸运在于,父母不仅传给他一副好相貌,还传给他四壁图书。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他无心到工厂上班,每天在家里读书。一间自己的房子和房子里的四壁图书,成为他和北岛交往的机缘。

一九七七年加明解除劳教,那一年正是北岛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唯一的妹妹因为抢救落水儿童而遇难。悲痛得有心替妹妹一死的北岛,无法面对为痛失爱女精神受到刺激的母亲,搬到加明家住。白天,加明去厂里上班,他在家里读书写作。在那里,他完成了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波动》,小说署名“艾珊”,题献给珊珊。除了写小说和诗,他开始学习英语。很难想象,他会严肃地对下班回家的加明说:“你今天该读许国璋第十八课。”这使我联想到,在《今天》编辑部的会上,他一脸严肃地宣布:“编辑部内部一律不准谈恋爱。”很多年来,我们总用这一情节嘲笑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