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第3/5页）

他们出师首选政府文化机构，且特意选择周末的傍晚下班以后开始张贴，如果有人不能容忍，《今天》能够拥有至少一个黎明。第一站是被认为皇家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下来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这几个单位都集中在市中心东四一带，最后到了位于虎坊路的《诗刊》杂志社。焕兴说，当时都有一点儿忐忑，出发之前，特意用油漆将自行车的牌号都改过，兴奋也让人产生紧张。第二天他们到了北京的重点高校。记得星期天晚上我一回学校，就听同学们都在议论“学一食堂”门口贴着的油印刊物，中文系的学生自然更加兴奋，我虽然还没加入，但因为认识其中的人便成为权威人物，颇有几分骄傲。从第二期开始我成为北师大订阅杂志的联络人，到宿舍楼走门串户去收钱，虽然才五毛钱一本，但有了几十个订户，特有成就感。

当年他们这么干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如果人赃俱获会有什么后果？是否认为是在成就一个英雄壮举？

七十年代末是中国一个特殊的时期，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好像忘性特别大，从什么都不敢说一下子变得什么都敢说。那时北京的中心从天安门转移到了西单，那里有两大景观成为思想开放者精神的圣地。一是位于西单北街路西的外文书店，书店不像现在是开架的，服务员也还不习惯把顾客当上帝，隔着柜台可以勉强看清书脊上的小字，服务员爱答不理的，不容你翻看便开票交钱。但不管怎么样，总算可以买到一些可看的书，偶尔还能碰上经典的唱片。另一个是据说被邓小平认可的西单墙，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十三个月中，这里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不久前，有记者采访北岛时提到政治与诗歌的关系，北岛说：“八十年代初‘今天派’问世时，所谓‘纯文学’的提法，是要逃离诗歌作为御用工具这一巨大的历史阴影，绝不是策略问题。”《今天》的主要小说作者万之，曾经痛心地感慨于中国的地下文学没有走东欧“天鹅绒革命”的道路。事实上，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并没有铺就天鹅绒地毯，这些出身于所谓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在极端封闭的情况下，仅从书本里呼吸到一点儿自由主义空气的年轻人，虽然意识到了个人的自由空间取决于制度性变迁，却并没自觉到制度性变迁需要通过公共空间的拓展来实现。与捷克戏剧家哈维尔相比，虽然其抗争都以先锋艺术的形式出现，但对目标的诉求显然不同。哈氏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七·七宪章运动”的结果就是证明。而“今天派”只是追求文学的自由表达，它的诉求是对政治的超越而不是对抗。《今天》被迫停刊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

事态发展到与政治纠缠不清，在现实的中国是必然的，但对于这些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始料不及的。像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契机一样，它实际产生的影响不是事先策划好预料到的，其价值也是因其结果而逐渐凸显出来的。其中有些人坚持下来了，但并非都是出于清醒的政治理念，更多是不屈从不后退的性格使然。我想，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吧。刘羽因为有过教训，在政治上更成熟，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而陆焕兴在看清之后适时地退出。在《〈今天〉与我》一文中，我曾对此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相信，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说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

4

七十年代的《今天》没能把陆焕兴卷走，八十年代的商潮也没能把陆焕兴卷走，甘于寂寞的陆焕兴仍然在国营大企业中当他的技术员。退出了《今天》，自然也远离了这个朋友圈，他一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一九九五年，灵灵受我的朋友之托，从美国为我带来些录音带，焕兴陪前妻来我家送东西。他还是那么挺拔，谦和而儒雅，用现在的话来说，特绅士。

我们一直没有交往，重要的原因是朋友圈里传说他有“特殊身份”。其实，不管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说不出这些流言的出处。往往是这样的，张三说，听李四说，王五怎样怎样，当你问张三李四是怎么知道的呢，回答可能是李四也是听别人说的。如果听者根本不认识李四这个人，谁还有心再追究下去呢。关于焕兴的流言就是这样传进了我的耳朵，不知道还传到了多少人的耳朵。而且我自己都不能保证，在之后的这些年里，我本人没有继续充当这种流言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