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隐于世

第一次见到刘迪是一九七八年年底，在位于虎坊桥的东方饭店，那是北京市委招待所，是《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作组的所在地，刘迪是写作组的成员之一。向我介绍他的人说，他就是“四五”天安门广场上的“小平头”。

这场事件我本人没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事件发生时我正因一桩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关押在城南的半步桥看守所。“四五事件”发生时，看守所里一片骚动，白天黑夜都有人进进出出，开门锁门的声音不断。为了防止犯人趴窗向外看，监狱当局很快就把窗户涂上了墨汁，仅有的一小片蓝天从此成了黑色。直到几天后恢复了每晚的《新闻联播》，才知道外面已经是天翻地覆，半步桥看守所从此而闻名于世，因而也失去了神秘感。刘迪虽然与我既非同案也不相识，但因为我们曾经是半步桥的邻居而倍感亲切。

刘迪生于一九五○年，求学经历极为简单，先是北京实验小学，后是北京第二中学。在应试教育的今天，这两所学校仍是家长们的首选。一九六八年，刘迪赴山西定襄县插队。八年的知青生活，不仅让他体验了底层百姓生活的疾苦，也开始从书本中接受了启蒙思想。

一九七六年二月，刘迪回京办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续，本打算办完后回定襄取行李而后彻底告别农村的，却因为延迟了在京时间而赶上了四月的“天安门事件”。

人们悼念一位死者大多是因为热爱，因为惋惜，比如乔布斯。而中国人悼念死者，常常是借题发挥，背后有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

一九七六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鬼”即指四人帮，“雄杰”即指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做“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四月五日清晨，群众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起来，还设了警戒线。于是，被激怒的群众更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此外，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还有人在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这个命名成为了刘迪的代号。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人拿着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他在广场上发挥了重要的指挥作用。本来，刘迪并非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一个拿话筒的青年靠近，于是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由于刘迪的掩护，这个人没有被捕，在整个事件平反之后他也一直没有出现。

这里，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首先，他是为了帮助那个无名青年而不是为了做群众运动的领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以后几十年的交往都说明，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从来不出头露面，但却经常在危险时刻代人“受过”。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当时，北京警方因为没抓到这个留着小平头的符号式人物，转而控制了刘迪的父亲，试图让他交代出儿子的行踪。据刘迪的姐姐回忆，父亲当时对警方说：“有刘迪这样一个儿子我很骄傲。”而全不知情的刘迪，离开广场之后，便去了外地云游。按照刘迪的为人，如果知道父亲因他而受到威胁，他一定会主动自首的。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时候需要你在亲情与正义面前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关于出卖的故事，常常会谴责那些道德低下的出卖者。殊不知，这种非常态的考验对于人性其实是极其残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