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第5/5页）

有一个细节让我一直苦恼着。一凡让我给某人送东西，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东西也不是一般的东西，感觉和一凡的“罪行”有关，我觉得是重大得不能交代的。这个人是谁？肯定不是常来常往的熟人，否则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于是从现实进入想象：我从家里出发，穿着蓝底白点的中式罩衫，戴着雪白的口罩（那时北京的冬天女孩子人人都戴口罩），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南再向西。但是记忆戛然而止，止于一条小径，周围的景色像是公园。我苦苦地搜寻，一次又一次试图通过场景的还原走出那条小径，走到一凡要我去过的地方，回想起那个人和我送达的东西。预审员每次说我还有没交代的问题时，都觉得是在说这件事，而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忘得干净彻底，想交代也交代不出来了。这时候，受到挑战的是我的记忆力，而不再是我的意志力。可那时我才十九岁，事情也不过发生在一两年内，记忆力何至于如此之差！以后很多年，像是得了强迫症，不管在哪儿，只要有一条小径，就觉得那是我曾经到过的地方，于是又开始冥思苦想，搜寻从想象进入现实的路径。

从监狱出来后，和一凡共同回忆那件被我忘记了事情，奇怪的是，一凡也记不起来曾经给过我一个特别的任务。但我不厌其烦，隔一段时间就又想起它来，于是从头开始，像猜谜一样猜着自己干过的事情。有一次，一凡托我到书法家邓散木家去送东西，开门的是他女儿邓国治，她说见过我，“不可能吧，我从没来过你们家。”我很有把握地说。“你肯定来过，是在你和一凡出事之前，送一本手抄本小说，是一凡翻拍的，扑克牌大小的一个纸盒子装着。”她说得有根有据。我的确见过那东西，手抄本小说的篇名是《芙蓉花盛开的时节》，至今还记得那故事的情节。邓国治家住在木樨地一个有许多楼房的大院子里，没有小径，也没有公园景色。我不能肯定，这就是被我遗忘的那件事；也不能肯定，如果当时我没有“故意”把它忘记，会不会就说出来；更不能肯定，如果说出来，邓国治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一凡是不是就罪加一等。

我们都曾怀疑与被怀疑，陆焕兴没有逃脱，我也没有逃脱。关于出卖与被出卖的流言，就这样毒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许多人的内心都得不到安宁。

和焕兴面对面坐着，喝着啤酒，坦然地聊着我们共同经历的人和事，我突然感到这一切是多么荒谬—我们为什么要经受忠诚的考验？谁有资格来考验我们的忠诚？让流言见鬼去吧！即使被出卖一百次，我也绝不再怀疑。更何况，有什么是值得出卖和被出卖的！

我问焕兴，“你受到了什么影响？”他说，本来是可以升任副厂长的，那以后当然是不可能了，一直到三年前退休。“后悔了吗？”我问。他说，没有，“比我倒霉的大有人在，我毕竟交下了振开这样值得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