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窗外一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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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东西可看，没有故事可听，生活将会变得索然无味。孩提时代，我们听收音机、透过窗户眺望对面的公寓或楼下蹒跚而过的行人，借此摆脱生活的无聊。在1958年的那些日子里，土耳其还没有电视。但我们却不肯承认：我们总是无比乐观地谈论电视，就像谈论一部四五年之后才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好莱坞电影，说，“就要到了。”

作为过去的消遣，遥望窗外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当电视真的到达土耳其后，人们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姿势竟与从前在窗前眺望的姿态一模一样。我的父亲、叔叔、祖母看电视的时候，常常不看彼此，盯着屏幕争论不休，或是说两句停两句，报告刚才所见所闻的内容，一如当初我们透过窗户凝视外面的世界。

“如果雪再这样下下去，就会结起来了。”婶婶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会这么说。

“那个卖土耳其糖果的人回到尼尚塔石拐角了！”我从另一扇窗户可以看到路面的有轨电车。

星期天，我和叔叔婶婶还有住在公寓楼下的每一位，都会来到楼上和祖母共进午餐。我站在窗前等着食物端上来，感到和母亲、父亲、叔叔、婶婶在一起是如此令人愉悦，仿佛我面前的每一件事物都闪着淡淡的光辉，它们笼罩在长餐桌上方的水晶灯下。祖母的起居室和楼下的起居室一样灰暗，但我却觉得她的更暗一些，或许是因为那些纱窗和流苏的缘故。它们悬挂在永远关闭的阳台门窗两边，投下些许令人心悸的阴影。又或许是因为屋里摆放着一扇珍珠母镶嵌的屏风，还有厚重的桌子、各式衣柜、小型钢琴、那些挂在高处的相框以及这间屋子因缺少新鲜空气而常有的灰尘味儿。

午饭过后，叔叔在隔壁阴暗的房间里抽烟。“我有张足球赛门票，但我不去了。”他说，“你爸爸会带你们去的。”

“爸爸，带我们去看球赛吧。”我哥哥在另一间屋子喊道。

“孩子们需要呼吸些新鲜空气。”我母亲会在卧室里说。

“那你带他们出去吧。”父亲对母亲这么说。

“我要去探望我妈呢。”母亲回答。

“我们不想去外婆家。”哥哥说。

“你可以开车去。”叔叔说。

“求求你啦，爸爸！”哥哥喊道。

之后是一阵持久、怪异的沉默，仿佛屋内每个人都对母亲有意见；仿佛父亲对此心知肚明。

“这么说你会把车借给我喽，是吗？”父亲问叔叔。

不一会儿，我们走下楼，母亲给我们穿上套头毛衣，厚花格羊绒长袜。父亲抽着烟，在门厅里踱来踱去。叔叔把他“优雅、雪白的”1952年道奇车停在塔斯维基耶清真寺门口。父亲让我们兄弟俩都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自己转动钥匙发动了汽车。

露天球场没有什么人排队。“这张票是他们两个的，”父亲对守在十字转门旁的检票人说，“一个八岁，另一个十岁。”进门的时候，我们不敢抬眼看那个人的眼睛。看台上还有很多空位子，我们立刻坐了下来。

两队球员已经来到了土质球场。我喜欢看他们穿着耀眼的白色短裤在场上跑来跑去做热身。“看，那是小马赫迈特，”哥哥指着其中一个说，“他刚从青年队转过来的。”

“我们知道。”

比赛开始了，好长时间，我们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子，我的思绪开始游离比赛，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为什么所有球员的名字都不一样，却穿着同样的队服？我开始想像球场上奔跑着的不再是球员，而是一堆人名。他们的短裤越来越脏。又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露天看台后面，一艘有趣的带烟囱的轮船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半场结束了，两队都没有得分。父亲给我们一人买了一袋埃及豆和起司皮塔饼。

“爸爸，这个我吃不完了。”我说，把吃剩的递给了他。

“扔到这儿吧，”他说，“没人会注意你的。”

我们起身转悠，暖和一下身体，就像大伙儿一样。我们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手也揣到毛料裤子兜里，转过身来打量着坐在身后的观众。人群中有人冲着父亲叫喊着什么，父亲把手搭在耳朵上，示意太吵了，他什么都听不清。

“我不能过去，”他对那人说，并指指我们所在的方向，“我得和孩子们在一起。”

人群中那人围着紫色围巾，他跨过自己那一排，扶着椅子背，从很多人中挤到了我们这里。

“这是你的孩子吗？”那人拥抱父亲以后问道，“都这么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父亲没说什么。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啊？”那人问，惊奇地看着我们。“一毕业你就结婚了吗？”

“是的。”父亲回答说，却并未朝那人看。他们聊了好一阵子。围着紫色围巾的人转过来，往我们手里各塞了一把美国花生米。他走后，父亲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久都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