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

奥尔罕·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在伊斯坦布尔，现仍生活在这里。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他的家族因修建铁路致富。帕慕克上过罗伯特大学，伊斯坦布尔的特权精英阶层都把子女送往这里接受世俗、西方教育。早期，他对视觉艺术非常热爱，但在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后，决定要从事写作。他现在是土耳其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发表于1982年，随后又发表了《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1991年出版英文版），《黑书》（1990/1994），《新人生》（1994/1997）。2003年帕慕克因《我的名字叫红》获得IMPAC都柏林文学奖。这部有关凶杀的神秘小说以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由多重声音来完成叙述。该小说探讨的主题是他所有小说都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个地跨东西方国家的复杂身份，兄弟手足相残，双重性的存在，美与创意的价值，令人不安的文化影响。《雪》（2000/2004）集中表现宗教和政治激进主义，是他第一部针对当代土耳其政治极端主义的小说。这部作品确立了他在国外的地位，但是国内的反响却意见不一。帕慕克最近的作品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2003/2005）。这本书是对他自己的双重描绘——童年和青年时的样子——还写到了他的家乡。

这次采访奥尔罕·帕慕克，一是通过在伦敦的两次会谈，再就是通过信件往来。第一次谈话在2004年5月，正值《雪》在英国出版之际。当时为谈话准备的房间十分特别，那是一间在酒店地下室拼凑出来的场所，灯光明亮、空调不时会发出噪音。帕慕克来了，浅蓝色的衬衫上套着一件黑色灯芯绒夹克，下身穿着条深色的宽松裤子。他说道：“就算我们死在这里，别人都找不到我们！”于是，我们挪到酒店大厅一个安静舒适的角落，在那里谈了三个小时。其间，我们只停下来喝了点咖啡，吃了些鸡肉三明治。

2005年4月，帕慕克因《伊斯坦布尔》的出版事宜回到伦敦。我们又在那家酒店大厅的同一个角落坐下来谈了两个小时。刚开始，他显得相当紧张、过于理智。两个月前，他在接受瑞士报纸《每日导报》（Der Tages-Anzeiger）的采访，谈到土耳其时，曾这样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这个国家被杀害，除了我，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这句评论在土耳其民族主义新闻界掀起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反对帕慕克的运动。毕竟，土耳其政府坚持否认其曾在1915年对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有计划的灭种屠杀，并强制施行法律，严厉制止谈论仍然存在的库尔德人冲突。帕慕克在谈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时，拒绝把他的话留作公众记录，因为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很快淡化。但是，到了8月份，帕慕克仍然因为他曾在瑞士报纸上所做的评论受到了起诉，依据土耳其刑事法典301法案，帕慕克被诉“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这一罪行最高可对他实施三年监禁。尽管国际新闻界大肆报道他的案件，尽管欧洲议会以及国际笔会对土耳其政府进行了强烈抗议，但当这期杂志在11月中旬出版时，帕慕克还是于2005年12月16日按预定时间接受了审判。

——安琪儿·古利拉－奎塔纳    

采访者

要接受采访，你的感觉怎样？

奥尔罕·帕慕克

我有时会觉得紧张，因为对有些没意义的问题，我常会给出愚蠢的回答。用土耳其语、英语回答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土耳其语讲得糟糕，总会说些愚蠢的句子。在土耳其，我因为采访受到的攻击，比因为我的作品受到的还多。那里的政治辩论家和专栏作家们不读小说。

采访者

总的来说，你的作品在欧洲和美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土耳其的批评界对你怎样看？

帕慕克

美好的时光已经结束了。当我在出版最早的几部作品时，老一代的作家正在衰退。我受到欢迎是因为我是个新作家。

采访者

你在说“老一代”作家时，想到的是哪些人？

帕慕克

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那些觉得文学应该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的人。他们是坚决的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实验性。就像许多贫穷国家的作家一样，他们努力为国家服务，耗尽了才华。我不想和他们一样，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喜爱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夫、普鲁斯特，我从来不追求以斯坦贝克和高尔基为楷模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品。60与70年代的文学作品后来变得过时了，因此我是作为新一代的作家受到欢迎的。

9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书销售量之大，是任何土耳其人做梦都无法想像的，而我与土耳其新闻界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了。此后，批评界对我的看法，主要都是针对我受欢迎的程度和作品的销量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关心作品的内容。现在，很不幸，我做的政治评论让我声名狼藉。这些评论都是从国际采访中挑拣出来的，再被一些可耻的民族主义记者加以操纵利用，它们使我显得比实际情况更为激进、在政治上更为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