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

父亲去世前两年,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他写的文章、一些手稿以及笔记本。他像往常开玩笑那样,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要我在他走后读一读,他所说的走后,是指离开人世。

“就随便看看吧,”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你能用得上。也许在我走后,你可以挑一些发表。”

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周围全是书。父亲想找个地方把手提箱放下,他在屋内转来转去,就像一个急于卸掉痛苦包袱的人。最后,他把箱子悄悄放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但等这阵尴尬一过,我们随即又恢复了常态,轻松地面对生活。那好开玩笑、爱嘲讽的自我又再次回来。我们又轻松了起来,像往常那样聊天,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悲哀。我们开始谈谈日常琐事,聊聊土耳其没完没了的政治麻烦,还有父亲那几乎完全失败的商业投资。

我记得,父亲离开之后的好几天内,我曾来来回回经过这个手提箱数次,但却碰都没碰它一下。我太熟悉这个小巧的黑色皮质手提箱了,熟悉它的锁,它的圆形箱角。短途旅行的时候,父亲常常带着它,有时还用它装着文件去上班。记得我小时候,父亲旅行归来时,我总是会打开这个小手提箱,翻腾他的东西,闻着那古龙香水和异国他乡的味道。这个箱子对我来说是个老朋友,是件能强烈唤起我童年和过往记忆的纪念品,而现在我甚至不敢碰它。为什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有着神秘的分量。

此刻,我想谈谈这分量的含义。这是一个人把自己闷在屋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躲在角落里表达他的思绪——而这,正是文学的意义。

有时,我也的确触碰过这个箱子,但仍没有勇气去打开它。对于里面有些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我再清楚不过。我曾见过父亲在这些笔记本上写过东西。而对于这些东西沉甸甸的分量,我也并非初次觉察。父亲曾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上个世纪40年代末,他还年轻的时候,曾梦想成为一名伊斯坦布尔诗人,并把瓦莱里的诗译成土耳其语。但是,他从未真想过那种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国度里,以写诗为生,守着寥寥无几的读者。我的祖父——父亲的父亲——是个富有的商人。富有,使父亲在幼年和青年时代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不想为文学,为写作而忍受艰辛。他热爱生活中的一切美好——这我理解。

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这首先是因为,我担心自己会不喜欢读到的东西。也许正因为父亲早料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故意表现出对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很在意。在从事了二十五年的写作之后,看到这点我很难过。但对他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文学,我并不生气……我真正担心的、最不想知道或发现的是,父亲可能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惟其如此,我才不敢打开父亲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甚至拒绝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父亲的手提箱内喷涌而出,那我就不得不承认,在父亲体内存在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种可能性令人恐惧,因为即使已步入中年,我仍然渴望父亲仅只是我的父亲而已,并非作家。

作家,意味着耗费经年累月的耐心,去挖掘自己内在的第二自我,去认识塑造了他的那个世界。谈到写作,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不是一部小说、一篇诗歌,或者某个文学传统,而是这样一个人:他将自己关在房中,坐在桌前,独自审视自己的内心;他在一片阴暗之中,用语言建构起一个新世界。这个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或许会用打字机,会利用电脑之便,抑或只是用笔在纸上书写,一如这么做了三十年的我。写作的时候,他也许会喝点茶或咖啡,或者抽根烟,还时不时会从桌边站起,透过窗户望着街上玩耍的孩子。如果幸运的话,他会看到树林,看到风景。而运气不好的话,他就只能看到外面一堵黑漆漆的墙。如我一般,他会写诗,写剧本或是小说。等到他坐在桌边,耐心地凝视内心,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此开始,于是,一切因此变得不同。写作,就是要将这种凝视内心的眼光化为语言,去探讨一个人幽居独处时所进入的那个世界。而且,他要怀着极大的耐心、执着和愉悦之情来做这一切。一连数日、数月、数年,我坐在桌前,慢慢将新的词句写到空白的纸上,我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正在我内心分娩另一个自我,就像有些人建造桥梁或是穹顶那样,他也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往上砌。而作家使用的石头,就是词语。我们将它们放在手心,感知它们彼此衔接的方式:有时,我们站在远处观察,有时又恨不能用手指或是笔尖去抚摸它们,掂量它们的分量,改变它们的位置。如此一年到头,带着耐心而又满怀希望,我们就创造出了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