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7/14页）

是啊，当初人们都纷纷告诫过我。例如佩迪拉就曾说过，“我的天，奥吉，你干吗非跟那么个女人和那只鹰去那儿不可呀！一个捕蛇的，天知道还会搞出什么花样！你指望得到什么呢？怪不得你这副模样。我最讨厌唠叨别人不愿谈的事，不过在我看来，你这是在自讨苦吃。”

“曼尼，那叫我怎么办呀？我看我爱上她了。”

“难道你就让爱情毁掉你吗？依我看，你不该为了爱情把自己的一生全搭进去——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很对，可我并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去爱她。你要知道，我没有坚持到底。我本应该纯真，坚持始终如一。是我有些地方不对头。”

“老伙计，我来给你讲讲吧，”佩迪拉说，“你过多责怪自己了，真正的原因并没有这么动听。这是因为你抱负过高，胃口太大，所以一旦失败，你便拼命责怪自己。但这不过是一场梦。如今最需要研究的是，人能坏到什么程度，而不是能好到什么程度。你没有跟上时代潮流，你这是在和历史背道而驰。或者，你至少应该承认事情有多糟糕，可你又不这样做。你不该再这样四处游荡了，应该回大学念书去。”

“我想我也许会这样做。不过我现在还在考虑重新振作精神的时候。”

“留着在晚上考虑吧。你就不能两件事同时做吗？”

克莱姆·丹波也对我讲了几乎同样的话。他不久便要得到学位，现在他留着浓浓的小胡子，叼着雪茄烟，看上去已经很成熟。他打扮得像个穷苦人的宣传员，身上的衣服散发着洗涤剂和男人的气味。“嘿，大小伙子，我看你还是离开时的样子，”他说。现在，克莱姆跟我非常要好，他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品质高尚，同情和体谅平民百姓的疾苦。不过在他看来，我仍是个靠有钱女人吃饭的小白脸，要是我受了罪，那是我咎由自取。这是他话里的含意，因为事实上我的样子跟离开时完全不一样了。

“奥吉，你那场追求有意义的命运的战斗进行得怎么样了？”克莱姆问道，你瞧，他很了解我的情况。哎呀，他干吗要这样挖苦我呢！我只是想做正当的事，而我却碰得头破血流，牙齿掉了，心灵受到创伤，十足是个糟糕透顶的战士。天啊，好一个美好事物的追求者，爱情的奴隶，计划的执行者，信奉崇高理想和一味寻欢作乐的人！啊，对任何一个能识别是非的人来说，我在竭力拒绝过令人失望的生活，这是一件要紧的事，并不是儿戏。不过这会让人流下同情之泪的事，像克莱姆的看法那样，往往也是会让人哈哈大笑的笑话。因此我忧伤凄凉，克莱姆却大笑不止。我不能生他的气。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吗？我想这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缘故。专业化把像我这样的人丢到了后边。我不会焊接，又不懂交通管理，也不会做切除盲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跟克莱姆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也是如此。克莱姆并不是个无能之辈，他说他现在在心理学方面大有进展，有许多以前感到迷惑不解的东西，现在都一清二楚了。哦，他仍爱找自己的岔子。他说，“我的一切好见解，都是在一场火灾后的大拍卖中得来的。”可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越来越有信心。他把我的归来当作一件大事，说我们俩是少有的真正朋友。这一点不假。我对他怀有最真挚的感情。这不，他来找我，说我们一定得去东方剧院，然后一起吃晚饭。克莱姆一定会花到一个子儿也不剩的，而且他也不在乎你是否还请他一点什么。他喜欢注意外表，尽管他常常满脸怒气，牙缝里塞着食物碎屑而张嘴大笑。他的脑袋很大，他穿的那套衣服质地好，做工精细，是中年银行家的服装。然而他的小腿细长，鞋子破旧，袜子是老式的有多色菱形花纹的毛袜，上身里面穿的是高领毛衣，散发着一股雪茄烟味。

于是我们去了东方剧院。星星在蓝色的夜空中闪烁，就像是阿拉伯之夜。我们听了米尔顿·伯利[6]演唱的《河啊，别流近我家门》，然后是柔软舞蹈演员穿着丝绒衣服扮成玩偶的柔软舞蹈，接着是一些乘坐汽车的小狗汪汪叫着越过舞台，而后是一群姑娘吹奏风笛。先奏了《安妮·劳里》，接着吹奏古典名曲。她们吹奏了《爱情忠贞曲》和《华尔兹舞曲》。然后是压轴戏，无聊透顶，我们索性退场，去了饭馆。

在嘈杂的楼座上哈哈大笑一阵之后，克莱姆又恢复了庄重的精神，点了一大堆中国菜——糖醋肉、竹笋、菠萝鸡丝炒面、芙蓉蛋，还有茶、米饭、冰冻果汁、杏仁饼。我们一面谈天，一面把这些吃得一干二净。

“现在假如，”他说，“我们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到达第一座大瀑布。在绿色的田野里，孩子们朝遍野的小鸟投掷石头，水花飞溅，我们吃着放有春药的枣子，漂亮的科普特姑娘，伴着三角帆的猎猎声驾船而来……再去卡纳克抄录碑文。你看这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