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最后，我又回到了欧文斯公寓我的那间老房间，在那儿，随同时世的变迁，工业、经济以及科学上的发展，一起前进。作为个人，我自己已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坏消息，浪费的精力，噩梦，还有像野兽在傍晚的炽热中出现在沙漠中的圣人面前那种怪事。不过在我看来，我仍然可以欣慰地说，我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不论道学家们对我有何指责，警方对我并没有任何指控。我较大的罪过都是在梦想中犯的，它们都属于那个范畴；当我像一家竭力想把业务扩大到各个方面的繁忙大企业时，我也在用我的高级头脑细细思考我的人生道路。我也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有时是支离破碎的——例如，孤独的理由只能是重聚；或者是，啊，对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是很累的——可是其他的时间还是挺适意的，一到适当时候就会表现出来。我在芝加哥四处游荡，仍像从前一样爱好交际。只是墨西哥坎坷遭遇造成的心灵创伤余波尚在。西亚没有来信，永远消失在古海的蔚蓝海滨，也许正在追踪火烈鸟，跟她一起的是对她的了解决不会超过我的新情夫。现在，她可能正带着枪、套索、照相机和望远镜，露宿在一堵胸墙下，她会像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到老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自己也已不再年轻，我的朋友们老爱拿我的模样打趣，我看起来一脸的寒伧。我一笑便暴露出下排缺的那两颗门牙，实在有点难看，我这张被岩石敲打、亲吻过的脸，一看就知道饱经沧桑。我的头发长得又浓又密，朝上蓬松，盖住了我在山里打猎留下的疤痕。不可否认，我的眼珠子也有几分五产表兄的那种绿色。我整天叼着雪茄到处游荡，一点也没有要想认真做点事的样子，一切都抛在脑后，说话没头没脑，有时嘻嘻哈哈挺高兴，不过，唉，说起来现在总不及以前开心。当我陷入沉思时，常常会在街上拾起一些小东西，因为我把它们当成了硬币。如小金属块，金属瓶盖，埋在泥里的小片锡纸，显然是希望碰上个好运气。我还盼望着有个什么人死去，好给我留下一切。这种念头可要不得，我既不爱人家，还不想让人活在世上，谁还会把好处给了我呢？拾到几个硬币，哪怕个个都是二角五分的，对我一生的定型和最终的形态，又有什么用呢？啊，毫无用处，朋友，一点用都没有。

说起来也真有趣，我一直想弄到一张小学教师证书，我想，这是因为我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小学教师。然而我对此痴心不改。我喜欢教书这一行，上课会让我非常激动；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会感到很自如，一点都不成问题——嘿，我的天哪，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就该成问题呢？不过我们还是别问这些答案在全世界严守秘密的问题吧。在教室里，或者在运动场上的喧闹声中，闻着屋子里的尿臊味，耳边传来音乐室里咚咚的钢琴声，置身于半身塑像、地图、粉笔灰飞扬的阳光中，我感到自由自在，快乐无穷。我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献给孩子们，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

在同一所学校里，教拉丁文和代数的是一度做过我的邻居的凯约·奥伯马克。他浑身多毛，肥胖、邋遢，在欧文斯公寓里住在我隔壁时，总爱穿着裤衩躺在床上，大腿上满是卷毛，一双脚丫臭气冲天，把烟蒂随手在身后揿灭时，两眼仍聚精会神地死盯着墙壁，也不看看是不是把烟蒂揿到了他煎萨拉米香肠[1]的旧煎锅里的黄油上。他在床边放着一只牛奶瓶，作小便之用，他懒得去厕所。

现在，他走在校园里，板着脸，俨然像一位国王，孩子们在他周围又蹦又跳的像群蝗虫。他的脸又大又白，带着忧郁，胡子刮得参差不齐，脸上还沾着纸巾屑。他像是感冒了，说话时鼻音很重。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忧郁不快，只不过想保持他的尊严，我很高兴他也在这儿当教师。

他说，“我看见你开着自己的车来的。”

“它一反常态，今天早上居然发动起来了。”我确实有一辆用过十年的旧别克，买这车时，我让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骗得够惨。寒冷的早上它就发动不起来，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听从佩迪拉的话，装上了两个蓄电池，可是根本的问题是车杆弯了。不过只要推它一把，它还能走动，由于它有折叠加座[2]，车头又长，所以看上去好像马力很大。

“你结婚了吗？”凯约问。

“说来惭愧，还没有。”

“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他自豪地说，“你最好加把劲。连个对象都没有吗？女人是很容易搞到手的。生养子女是你的义务。有一位老哲学家跟一个女人在拱廊后面被自己的学生撞见了，他说，‘别见笑！我是在栽种一个人啊。’我一直听到你的种种传闻，说你跟着一个马戏团或一个流动游艺团去了墨西哥，还说你险些被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