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寄身喧嚣（第4/22页）

大部分需要救贫的人都对毕司沃斯先生很尊敬，而为了减轻他们引发的恐惧，毕司沃斯先生开始采访他们。但有时候，有的穷人会突然因为毕司沃斯先生的探询而懊恼，变得郁闷，拒绝回答毕司沃斯先生的报告所需要的悲惨细节，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会被指责是和有钱人、幸灾乐祸的人以及政府同流合污的盟友。有时候他们甚至粗暴地对待他。这时候他就会不顾自己的裤脚和鞋子，慌不择路地逃到大街上，身后还跟着叫骂声，他慌张的举止还会吸引成群的无所事事的人的围观，他们无一不身处贫穷，也许都需要救济。“需要救济的穷人陷入绝望之中。”他考虑着早报的大标题。（虽然根本不可能刊登这样的文章：《特立尼达卫报》只要悲惨的细节和卑躬屈膝的感恩。）

他的自行车遭了殃。起先是气门芯被偷了；接着是橡胶把手；然后是车铃，再后来是他在矮山用来偷运水果的车挂包，有一天连车座也丢了。那是战前生产的布鲁斯克牌车座，十分走俏，新的车座已经买不到了。于是那个下午，他骑着没有车座的自行车横贯城市东西，一路上蹿下跳地颠簸着，招来人们异样的眼光，可谓洋相出尽。

还有其他危险。有时候他被恃强凌弱、身强力壮的黑人拦截：“印度人，给钱。”有时候他们索要一定的数额：“印度人，给我一个先令。”他已经习惯了在较大规模的电影院外面遇见健壮的黑人勒索钱财，但是那个地方光线明亮，还有警察，让他有胆子拒绝。在东边，灯光暗淡，也没有什么警察；为了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激怒这些穷人，他小心地进行自己的调查，口袋里总是装着几个铜币。他给这些人铜币，日后再以花费为名到《特立尼达卫报》报销。

但是还有别的危险。有一次，他爬上一小截楼梯，拨开蕾丝窗帘，来到一间收拾得极为整洁的屋子里，发现面前是一个强壮的女人。她的大嘴唇描画得奇形怪状，胭脂在她黑色的脸颊上闪闪发光。“你是从报社来的？”她问。他点了点头。“给我点钱。”她像一个男人那样粗暴地说。他给她一分钱。他的迅速响应让她吃了一惊。她带着敬畏凝视着那一分钱，亲吻着钱币。“当一个男人给女人钱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他做“法庭短讯”报道的经验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妓女，他马马虎虎地提完了问题，准备告辞。“我的钱呢？”女人说。她跟着他来到门口，叫喊道：“这人就在这里干了我，就在窗帘后面，现在他不想付钱。”她叫喊着。她让两边院子里的妇女和孩子见证她受到的侮辱，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衣着体面，顾及自己的名望，又是在白天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指控，不得不落荒而逃。

他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够分辨那些假冒的申请者：哪些是想要出风头，哪些是想要发泄心中怨恨，哪些只是觉得不写白不写，还有一些小康的店主、职员和想要名声和钱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提出，得到救济就和毕司沃斯先生共享。他以前的许多拜访都白费了，而他需要每天确定一个要救济的人，因此他有时候就挑一个中等贫困的人，然后夸大他贫困的程度。

《特立尼达卫报》的当权者们继续对毕司沃斯先生的工作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种政策起初在他看来是用心险恶，但是后来给了他一定的责任感和权力。他的意见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他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他得到了一个署名的专栏，叫作“我们的特别调查员”，这使得阿南德在学校颇为风光。毕司沃斯先生生平第一次被人贿赂。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不过，大致出于对这些申请人的怀疑，他什么也没有接受；不过他还是以很低的价钱让一个残疾的黑人工匠给他做了一张餐桌。

他希望自己没有让人做这张桌子，因为当桌子送来之后，他那拥挤的屋子情形更为糟糕。莎玛的玻璃橱柜被放到里面的房间，餐桌安放在他的房间，和床平行，中间只有一道狭窄的缝隙，假如他弯腰穿鞋，站起来时便常常会碰到头；如果他穿好鞋子，站起来的速度太快，他髋骨的上部就会磕在桌子上。那个好心的工匠做的桌子有六英尺长，将近四英尺宽，宽到可以爬在上面开关两侧的窗户。在失眠的夜晚，毕司沃斯先生总是把阿南德赶到斯林百金床床尾睡觉；在这种情况下，阿南德就会生气地离开床，在桌子上睡觉。于是毕司沃斯先生试图让阿南德以后在桌子上睡觉。窗户不能关，否则房间里就会闷死人。下午的阵雨来得迅疾而猛烈，莎玛又总是不能迅速爬到桌子上关窗户；不久，桌子在窗户下的那部分就变成灰色，带着点点黑斑，无论莎玛怎么油漆、上光或者擦拭都无济于事。“这是我买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餐桌。”毕司沃斯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