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四章 寄身喧嚣（第3/22页）
就是这时候，他开始对他的孩子们说起他的童年。他告诉他们他住的小屋，那些夜晚挖掘他们的花园的男人；他告诉他们在那块土地后来发现了石油。他告诉他们假如他的父亲没有死，假如他像他的哥哥们那样留在地里劳作，假如他没有到波各迪斯，假如他没有去画广告牌，没有到哈奴曼大宅，也没有结婚！假如不是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将会得到怎样一笔财富。
他怪罪他的父亲，他怪罪他的母亲，他怪罪图尔斯家族，他也怪罪莎玛。他的脑袋被接连的怪罪占据；但是，他更多的是怪罪《特立尼达卫报》，他蛮不讲理地暗示莎玛，就像她是报社理事会的成员，他要另找一份工作，而且最糟糕也不过是给美国人当劳工。
“劳工！”莎玛说，“就你那像吊床一样松松垮垮的肌肉，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莎玛的话不是让他恼羞成怒，就是让他想要恶作剧。于是他像平时思考未来时那样，穿着背心和短裤躺在床上，他抬起一条腿，用一根手指戳着松弛的小腿，或者摇晃着小腿，就像他们新婚不久、还住在哈奴曼大宅的长屋里时他常做的。就是这些时候（因为孩子们也参与了这一关于金钱的讨论），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就他正直的谋生手段说教，告诉他的孩子们，他只能留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家教。
有一次在这样的家庭会议上，阿南德说学校里的男孩们开始攀比自己父亲的职业。这个新的游戏已经蔓延到攻读奖学金的班里。对此最津津乐道的挑战者是那些家境并不理想、对自身阶层缺乏信心的男孩，但是他们颐指气使，丝毫不显得懊恼或缺乏安全感。阿南德在一张美国报纸上看到说“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字眼，因此就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记者，这个职业虽然并不堂皇，倒也还体面。格温德的儿子维迪亚德哈说他的父亲给美国人工作，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说法。阿南德说：“为什么维迪亚德哈不说他的爸爸是出租车司机呢？”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笑。格温德有六套西装，格温德赚了不少钱。维迪亚德哈将要被送到国外去谋取正当的职业。但是阿南德的明天是什么呢？在海关谋一个职位，在行政部门做个职员：既不体面，也不堂皇，还要看人脸色。
阿南德觉得自己的玩笑开错了。几天以后，学校里流行新的盘问：男孩子们怎样称呼他们的父母？阿南德为了贬低自己，撒谎说：“爹和娘。”他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而才到学校不久的维迪亚德哈却十分精明，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妈咪和爹地。”因为这些称自己父母为“爸爸和妈妈”的男孩都来自暴富的家庭，野心勃勃、奋力进取，同时又对自己的一切半信半疑，这些男孩开始把他们的英语作文当真了：他们的爹地在办公室上班，周末时，爹地和妈咪开车带他们去海滨，车上还有装满食物的大篮子。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常常说要换工作，但是他知道他永远无法离开《特立尼达卫报》去给美国人打工，做劳工、职员或者出租车司机。他不是当出租车司机的材料，也没有劳工坚实的肌肉；他其实相当害怕失去这份工作：美国人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岛上。但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抗议，他给自己所有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自己工作的竞争对手《卫报》的童子联盟。此后，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每个生日都会收到来自童子联盟的祝福。而让他尤为得意的是，W.C.塔特尔也效仿他，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了童子联盟。
《特立尼达卫报》的报应来了。逐渐缩小的发行量终于使得主管们明白他们政策的失误；他们开始承认读者们可能更喜欢看评论，而不是看新闻，而新闻即使实事求是也不一定就是好新闻。《卫报》不但抢走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还吸引了原先不看报纸的客户。《特立尼达卫报》推出了救贫基金，基金的名字表明，这一基金并不与那些将失业的人看作是不可用之人的领导人发生矛盾。这一基金实际上是为了回应《卫报》的帮需基金，但是帮需基金只是圣诞节时的噱头，而救贫基金则是永久的。
毕司沃斯先生被任命为调查员。他的职责是审阅救贫基金申请人的材料，否决不合格的人，然后探访其余的人，视察这些人到底多么贫困，再根据环境，就他们的困境写一篇悲惨的报告，悲惨到足以使救贫基金捐款。他必须每天找到一个需要救贫的人。
“需要救贫的头等对象，”他对莎玛说，“M.毕司沃斯先生。职业：救贫基金调查员。”
《特立尼达卫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让毕司沃斯先生惊恐万状，使他整天提心吊胆于会被解雇，会生病或者有飞来横祸。他每天都探访着残疾人、失意的人、没用的人和疯子，他们住在和他的住所相去无几的地方：在令人窒息的腐朽的木头窝棚里，在箱板、帆布和锡片搭成的棚子里，在黑暗、让人汗流浃背的水泥洞里。他每天都去城东，那里满目疮痍，简陋的房子里藏着可怖的景象：拥挤的没有下水道的后院，布满绿色的黏液，常年处于隔壁房子和高碎石篱笆的阴影之中，篱笆上还搭建着另外的棚屋；院子里被薄膜搭成的厨房挤得水泄不通，拥挤的饲养家禽的铁丝网笼子，发白的石头上摊着散发着馊味的衣物；各种难闻的气味，但是所有的气味都无法掩盖粪坑和漫溢的化粪池的恶臭；更令人惊骇的还是这里的孩子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私生子，肚脐高高地凸起在肚子上，似乎是在匆忙和厌恶中被生下来的。然而间或也有一间整洁的屋子，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擦拭得锃光瓦亮，根本看不出来这间屋是在同一个污秽不堪的院子里。每天他都遇见那些贫困的、倦怠的人，似乎需要终生的救济才能生存。但是他只能提起裤脚，在泥泞和黏液中调查，写报告，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