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好（第4/9页）

一队草绿色的救护车从古汉他们乘坐的卡车旁边向城里驶去。车上坐满了手握铁锨、钢镐和标语牌的解放军战士。天空中出现了两架直升机，其中一架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着：“请大家遵纪守法，互相帮助。任何趁机进行抢劫者将被就地枪决。”直升机上方的高空中，一架飞机斜着翅膀，向地面空投成箱的食品和成捆的毛毯。地面的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抢救埋在瓦砾下的幸存者。

“你的姓名？”两天以后，在一所战地医院里，一个军医问古汉。

“苹果。”他回答说。

“你家在啥地方？”

“苹果。”

“你的工作单位在哪儿？”

“果园。”

“啥果园？”

“苹果。”

“你多大了？”

“苹果。”

军医叹口气，摇摇头，对一个护士说：“记忆丧失。但愿他还能想起从前的事来。”

医院给他做了简单的体检，除了左手腕折断之外，古汉的身体很健康，只是失去了记忆，想不起来地震以前的任何事情。他身上只有一些藏在裤衩暗兜里的现金和全国粮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在灾民堆里，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是没有办法确定身份的。一个男人声称他叫文耀，却记不得自己的姓和家住哪里。几个孩子也说不清楚家在哪儿，父母是谁。人们给古汉起了个名字：田果，分配他在战地医院里收十垃圾。每天早晨，他和文耀拿着短锨和柳条筐在医院的营地内外转悠，捡捡废纸、布头、碎碗和碎瓶子、狗屎和人粪，然后把垃圾堆在一个坑里烧掉。古汉不喜欢这个活儿，可又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干点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那么忙那么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抱怨。医护人员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救护伤员病人，伙房通宵开门供应免费三餐。地震中受伤的人多得像马蜂一样，来一窝，走一窝。那些不能确定身份的灾民留在医院里，做点零活儿挣自己的吃食。人们流水般出出进进，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道铁丝网将二十几个军用帐篷围起来。

古汉整天浑浑噩噩啥事都不操心，又能随时进伙房找东西吃，因此很快就长胖了。一个月后，当树叶开始飘落，附近田里的谷子转黄等待收割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骨瘦如柴的古汉了。他现在红光满面，身体结实，从前瘦得像搓板一样的两肋现在也饱满了，必须穿大号的旧军装。他骨折的左手腕长好了。但是他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半痴半呆，一见到女人就傻笑。

入冬之前，战地医院必须返回营口市的基地。有人告诉古汉，推土机在泰福市里挖了许多大型墓坑，埋葬了成千上万的尸首。飞机在城市上空喷洒了足够的杀虫剂，好消灭成群的蚊蝇。建筑工人们进入了市区，替换下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就在战地医院撤离之前，古汉和其他没有身份的灾民一道被移交给了泰福市政府。

无家可归的灾民太多，泰福市政府根本照顾不过来，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孤儿，更是令人头疼。眼看冬天来了，总不能让灾民们继续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大多数灾民都分成小组集中居住，每个小组由几户缺丁少口的家庭组成。到了十月，泰福市许多居民去了外地投奔亲友，但是留下来的这二十五万人需要妥善安置。眼下，大多数建筑施工队正忙着给学校修建简易房，孩子们在冬天起码有临时教室可以上课。学校盖好之后，还有商店、饭馆、银行、旅店、公共浴池、公安局。虽然居民住房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又关乎这个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于是，泰福市新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号召市民进行生产自救，结成互助小组修建过冬的棚屋。除了其他省市捐献的建筑材料外，人们只有从地震的废墟中去捡砖石和木头。市城建局建了几个棚屋作样板，让人们参观。这些棚屋的屋顶用麦秸、芦席和油毡铺成，外面看上去十分低矮，里面还算舒服。到了十月中旬，四万名解放军官兵进入泰福市，帮助居民搭盖棚屋。

与此同时，市政府发动了一场名叫“组成新家庭”的运动。各级领导动员全市三万在地震中丧偶的市民重新结婚，同时认养那些失去亲人的老人和孩子，以此来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临时成立的孤儿院和养老院根本容纳不了突然增多的孤老人口。灾民中很快流行起一个新口号：“我们要活下去！”这个口号不仅把那些反对让人们仓促组成家庭的人驳得哑口无言，而且使那些对再婚犹豫不定的丧偶者下定了决心。修建居民棚屋刚告一段落，各级党组织、团组织和工会纷纷为丧偶者开办了婚姻介绍服务。这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每个周末都有各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每个婚礼上都有十几个家庭重新组合—糖果、红枣、柿饼、花生、瓜子和水果用脸盆装着，分发给贺喜的来宾。每个新家庭至少有三个成员，一般来自三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