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第6/32页）

路易·伯理若拥有他百分之百的军人联络网，他远离毒品，继续治疗已有十二年之久了，而帮助老兵，他说，是他如何获得治疗的途径。三十多年了，那里仍然有着许多越战老兵忘不了伤痛，因此他几乎每天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驾着他的面包车跑遍全州，指导老兵及其家庭的支持小组，为他们寻医问药，鼓励他们参加戒酒者座谈会，倾听各种矛盾——家庭的、心理的、财经的，对老兵问题给予建议，并且努力把那些家伙送到华盛顿去瞻仰那面墙。

墙是路易的婴儿。他操办一切：包公共汽车，安排吃食，以他天赋的战友情亲自呵护那些唯恐自己会哭得太厉害或感到太恶心或会突发心脏病而一命呜呼的伙伴。预先他们统统都会畏缩不前，说多多少少相同的话：“不可能。我不能去看墙。我不能到那儿去看见某某的名字。不可能。没法子。做不到。”莱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路易说：“我听说你们上次的行程了。听说有多糟糕了。包车费每个人头二十五美元。说好包括午餐，结果大家都说午餐狗屎不如——不值两块钱。那个纽约家伙不肯等在附近，那司机。是吧，路易?要早早赶回，跑一趟大西洋城?大西洋城！操他狗娘养的，伙计。赶着做每件事，催着每个人，好在最后大大捞一票?别找我，路易。他妈的没门儿。如果我非得亲眼看到两个穿老虎套装的家伙相互拥抱着哭泣的话，我会作呕的。”

但路易知道去一次意味着什么。“莱斯特，现在是1998年了，是20世纪末了，莱斯特。是你该开始面对这东西的时候了。你不会立刻就做到的，我知道，没人那样要求你。不过到了该制定你的计划的时候了，朋友。时间到了。我们不从墙开始。我们会慢慢地来。我们从一间中国餐馆开始。”

但对莱斯特来说，那可不是慢慢来；对莱斯特来说，仅仅到雅典娜去取外卖，他都不得不在福妮雅购买食品时坐在货车里等。倘若他走进去，一看见那些有色杂种他就想宰了他们。“但他们是中国人，”福妮雅告诉他，“不是越南人。”“放屁！我才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他们统统是杂种！杂种就是杂种！”

就好像他这二十六年来睡得还不够坏，在到中国餐馆之前的一星期他根本没睡觉。他一定给路易打了不下十五个电话，对他说他没法去，而其中不止一半是在凌晨刚过三点打的。但路易照样接听，让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甚至表示同意，从头到尾耐心地喃喃着“嗯，嗯……嗯，啊……嗯，啊”，但结束时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让他闭嘴：“你必须坐着不动，莱斯特，尽最大努力。你只要坐着别动。不管你心里想什么，不管是悲伤，不管是愤怒，无论什么——恨也好，愤怒也罢——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你得尽量坐着，不要跑出去，也不要动手。”“但那个侍者，”莱斯特会说，“我应当怎样对付那个该死的侍者?我不行，路易——我会他妈的失控的！”“我来对付他。你只要坐着就行了。”不论莱斯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包括他可能杀死侍者，路易一概回答说他只要坐着就行了。似乎别的什么都无需做——坐着——就能阻止一个人杀死他最坏的敌人。

一天晚上共有五个人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布莱克威尔去，当时莱斯特出院两星期还不到。首先是身兼父母、兄长、领袖的路易，光头，胡子剃得精光，穿着整齐，衣服都是熨烫过的，头上戴着黑色越战老兵帽，手里拄着拐棍，因为他身材矮小，双肩下塌，大腹便便，又因为他用残疾的双腿行走，步履僵硬，所以看上去有点像企鹅。再就是那两个大块头，从不多话的契特（离过三次婚的房屋粉刷工，原来是海军陆战队员，三个老婆都被这野兽般的庞然大物，愚钝的、扎着马尾巴的、从来都没有说话欲望的笨蛋吓得灵魂出窍）和伯波卡特（过去的自动枪手，一只脚给地雷炸掉了，现在为迈达斯消音器公司干活）。最后是一个营养失调的怪物，骨瘦如柴，抽搐不停的哮喘病患者，嘴里已不剩几颗大牙，自称斯威夫特，在退役之后合法地更改了姓名，仿佛他不再顶着裘·布朗或比尔·格林或应征入伍时的什么名字，就可以在回老家以后每天早晨快快活活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自从去过越南以后，斯威夫特的健康便几乎被各种皮肤、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所摧毁，现在他正被一种对海湾战争老兵的敌视所吞噬，比起莱斯特对他们的蔑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去往布莱克维尔的一路上，由于莱斯特已经开始颤抖，并感到恶心反胃，斯威夫特越发抖擞起精神，填补那几个大个子家伙的沉默。他呼哧呼哧气喘吁吁的声音硬是不肯停下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上不了海滩?他们一见到沙就在海滩上给打翻了?狗屎。周末武士，突如其来地，他们不得不领教一下真正的战争。所以个个都疲软疲软的——统统编在预备队里，不曾料过会轮到他们头上，嘿，偏偏轮到他们头上。他们没干特工算运气。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那也叫战争?四天地面战?他们杀死多少货?他们不高兴因为没逮着萨达姆·侯赛因。他们就只有一个敌人——萨达姆·侯赛因。让我歇一下。这些家伙也没错。他们要的不就是不花力气赚大钱吗。一粒疹子。你知道我从奥兰治特工那儿得了多少疹子?我活不到六十岁了，而这些家伙还在为一粒疹子担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