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第5/32页）

我注意到她右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宝石的，呈乳白色。一颗蛋白石。我断定是他给她的。

与福妮雅恰恰相反，科尔曼形神合一，非常专注，或者看上去如此。毫无瑕疵地如此。我明白他不想带福妮雅到外面和我或者和别的什么人共进晚餐。

“马达马斯卡酒店，”我说，“露天吃。怎样?”

我从没见过科尔曼比他对我说谎时表现得更有礼貌了：“那家酒店——对。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会去的。但还是让我们请你吧。内森，我们谈谈。”说着突然慌张起来，一把抓住福妮雅的手，他用头冲音乐大棚的方向示意，“我要福妮雅听听拉赫玛尼诺夫。”他们随即便不见了，这对情侣。“飞走了，”如同济慈所写，“飞进了暴风雨。”

在几乎两三分钟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或似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至我没有返回座位，却开始四下徘徊，起初像个梦游者，毫无目的地横穿散落着野餐者的草坪，又绕着音乐棚走了半圈，然后折回原路，向盛夏时分伯克夏风景可与东落基山媲美的地点走去。我听得见远处从大棚里传出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舞曲，但除此而外，我可能完全是个独行客，深深地埋藏在层层叠叠的青山翠谷之间。我在草地上坐下，感到惊愕不已，无法解释我心里的想法：他有个秘密。这个有着最令人信服、最可信的感情结构的人，这股具备强大历史背景的力量，这个善意地狡诈，温文儒雅，从头到脚都似乎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是个秘密?因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秘密在那儿，而当他不跟她在一起时，也在那儿——正是这秘密才是他的磁力之所在。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起着哄骗的作用，一直是那东西吸引着我，那神秘的、非他莫属的、他单独攥在手心里的它。他将自己像月亮似的建构起来，世人只能看到他的一面。我没法使他全部显露出来。有一个空白点。我最多只能这么说。他们，一起，一对空白点。在她身上有个空白点，他身上也有个空白点，尽管他摆出一副稳扎稳打的派头，如果需要，还是个顽固、目的明确的对手——愤怒的教授巨人，宁可拂袖而去，也不愿接受他们羞辱性的垃圾。一个涂抹掉的地方，一个割除的东西。虽然我连猜测的头绪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的确，我是在企图剖析这预感还是在动用想象力记录我对另一个人的无知。

仅在三个月以后，当我得知这秘密，并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是他从一开始就请求我写这本书的，不过并不一定是按照他的要求写的——我才觉悟到加固他们契约的基础结构是什么：他已告诉她他的全部故事，只有福妮雅一个人知道科尔曼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怎么会知道她知道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连这也不可能知道。现在更不可能知道。既然他们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好也罢坏也罢，我只好按每个自以为知道的人的办法去做。我想象。我被迫加以想象。碰巧那是我谋生的手段，我的职业，是我此刻所做的一切。

当莱斯特从退伍军人医院出来并和他的支持小组挂上钩以后——以便远离酗酒，为了疯病不至于发作——路易·伯理若为他制定的长远目标是要他进行一次朝圣，去参拜那座墙。倘若不是那座真的墙（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那么参拜那座活动墙也行，等到它在11月份抵达匹茨费尔德时。华盛顿特区是莱斯特赌咒发誓绝不会踏足的地方，因为他痛恨政府，因为他瞧不起那个自1992年以来就睡在白宫里的那个躲避征兵者。不过无论如何要他从马萨诸塞州旅行到华盛顿也可能要求过高了一些：对于一个刚出院的人，乘坐公共汽车来来往往，经历的时间不免太长，耗费的感情不免太多。

路易为莱斯特参拜活动墙所做的准备和他为每个人所做的一模一样：在一个中国餐厅为他壮行，让莱斯特和另外四五个伙伴一道吃中国饭，要多少次就安排多少次——如果有必要，两次，三次，七次，十二次，十五次——直到他能够完整地吃完一顿饭，从汤到甜点，所有的菜吃完为止。其间衬衫没有给汗水浸透，手没有因为颤抖得厉害而握不稳勺子，不能喝汤，没有每隔五分钟就冲到外面去喘气，没有最后跑到卫生间去呕吐，没有躲在锁上的隔间里不出来，没有完全失控，和中国侍应互射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