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6/21页）

现在我明白了艾拉在小木屋是在做什么。现在我明白了那小木屋和除却万物的起因——为伊夫·弗雷姆所不能容忍的丑之美，使人孤独遁世，也使人无牵无挂，自由地作个勇敢不畏缩，目标坚定的人。奥戴房间代表的是克制，表明无论我如何怀有许多的欲望，我仍可以把自己约束在这个房间内。倘若最终你知道你能忍受惩罚，你就可以什么危险都冒，这房间就是那惩罚的一部分。这房间给人一种严格的印象：自由和克制之间的联系，自由和孤独之间的联系，自由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奥戴的房间，他的小屋，正是艾拉木屋的精神实体。那么奥戴房间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会在多年以后发现，那次我去苏黎世，找到了纪念牌上写着列宁名字的那所房子，用少量瑞士法郎买通看门人，可以参观列宁隐居的房间，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奠基人离乡背井在里面住了一年半。

奥戴的外表本不该让我讶异。艾拉对他的描述正是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鹭：精瘦，整洁，刀片脸，高六英尺，平顶灰发，眼睛似乎也已转为灰色，鼻子又大又尖如刀，皮肤布满皱纹，好像他早过了四十几岁。但是艾拉没说过狂热行为使他的模样像个被关起来把过自己的日子当成服苦役的人。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人的样子。他的故事已经预先定好了。他对任何事都没得选择。只好为了他的目标把自己从事物中剥离出去——只有这件事可以做。他又不受别人影响。不只是体格如钢丝，令人羡慕地细长；还有他的意识，也像工具，轮廓宛如鹭鸟骨架的侧影。

我想起艾拉对我说过奥戴随身带着轻型拳击袋，在部队里他出拳快而有力，“如果不得已，”他能一次打败两三个人。一路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他房间里会不会有个拳击袋。是有。不是像我想象的挂在角落里头的高度，像健身房的一样。而是在地板上，侧放着，靠着扇橱子门，结实的梨形皮袋子，又旧又破，不太像是皮的，倒更像某个被屠杀的动物颜色褪尽了的某身体部位——好像奥戴是用一头死河马身上掉下来的睾丸来练习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念头不理智，但因为我起初对他怀着敬畏，就是驱赶不开这念头。

我记得那晚奥戴对艾拉诉说他灰心不能整天“在港口这里建党”时说的话：“我不太擅长组织，没错。你得很会和怯懦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才行，而我则更倾向于痛打他们的脑袋。”我还记得，因为我回家以后把这些话记进了那时我正写着的广播剧里，那出剧写的是一家钢厂里的一次罢工，其中约翰尼·奥戴的所有惯用语都一字不改地出现在一个叫吉米·奥谢的人身上。一次，奥戴写信给艾拉，“我要成了东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正式的混蛋了，就是说我最终要进拳头城。”“拳头城”成了我下一部剧本的标题。我忍不住如此。我想写看上去重要的事情，而看上去重要的东西正是我不知道的。我总用尽方法通过那时我所能运用的词汇即刻就把事事都变成宣称鼓动，就这样在几秒钟之内就丢失了重要事情之重要所在，和直接事情之直接所在。

奥戴一文不名，党也没钱雇他来组织，或是以任何途径来给他经济上的援助，因此他每天写些传单在工厂门口分发，用他从前钢厂里的伙伴偷偷捐给他的几块钱来买纸张，租了台蜡纸油印机和一台装订机，然后在每天天晚时自己到加里发放传单。剩下的零钱他拿来买吃的。

“我起诉国内钢厂的案子还没了结，”他对我说，直奔主题，率直对我，好像我是可和他平起平坐的人，是他的同盟者，倘若还不是他的同志的话。他和我谈话的样子好像艾拉不知怎地让他以为我是我年龄两倍那么大，一百倍独立，一千倍勇敢。“可是好像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管理层和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已经开除我，永远把我记上了黑名单。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开始采取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党。他们不知道重大历史问题并不是由菲尔·默里的产业工会联合会来决定的。看到中国了吧。是美国工人来决定重大的历史问题。在我这个行业，当地工会已有一百多名失业的钢铁工人。这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工作机会少于工人数量，甚至连钢铁工人，工人里最迟钝的这部分人，最终也开始质疑现行体制。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而我仍然被当地钢铁工人工会管理委员会拘捕，因为我是党员就被开除。这些混蛋不想开除我的，他们要我声明与党脱离关系。这一带卑鄙的新闻界集中对准了我——这里，”他说道，递给我打字机旁的一份剪报，“昨天的《加里邮报》。卑鄙的新闻界会就此大做文章，就算我保留了在五金业的工作卡，我上了黑名单的事也仍会传到承包商和工头那里。这是封闭的行业，因此被工会开除就意味着我失去在我的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哼，让他们死去吧。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在外围，反倒更利于斗争。卑鄙的新闻界，冒充工会的人，和虚伪的加里市政府把我看成危险人物吗?好。他们要让我过不下去吗?好。除了我自己并没有人要靠我。我也不靠朋友，女人，工作或是其他任何传统的生存支柱。我怎样都能过下去。如果《加里邮报》，”他说道，拿回了我在他说话时没敢去看的那份剪报，整齐地对折好，“和《哈蒙德时报》以及其他的人认为他们用这套伎俩就会把我们赤色分子赶出湖镇的话，他们就耍错花招了。如果他们不管我，或许我不久就有一天自己离开了。可是现在我没钱，哪里也去不了，他们就得接着对付我了。工厂门口我把传单递给工人时他们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友好和感兴趣的。对我亮出V的手势，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书本获得一刻的决定权。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法西斯工人。有一个夜晚，周一的晚上，我在加里大工厂散发传单，一个胖家伙开始骂我是叛徒无赖，我不知道他脑子里还想了些什么。我也没等。我希望他喜欢喝汤和吃软饼干。跟铁人这么说吧，”他说道，头一回微笑了，尽管是让人痛苦的样子，好像逼出一个微笑是他不得不去做的更困难的事之一。“告诉他我身体还不错。来吧，内森，”他说，我很懊恼听到这位失业的钢铁工人说出我的名字（就是说，我为我在大学里新的迷恋，正萌发中的导师，以及我对信奉政治的兴趣在减退而感到懊恼），而在此之前我刚听他讲了《重大历史问题，中国1939》，用的正是同一个温和平稳的声音，同样仔细的发音，谈起来十分详细精通，却不像从书中收集而来，他尤其说到牺牲的无私精神。说到“内森”的那声音正是说到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的声音让我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的声音。“弄点东西给你吃吧，”奥戴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