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4/21页）

现在偶尔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就是我聆听的一场长谈。其言辞时而新颖，时而悦人，有时是虚假的废话（隐姓埋名者的谈话），时而疯狂，时而平淡，有时又像锐利的针尖，从记事起就在倾听了：如何思考，如何不去思考；如何听话，如何不听话；厌恶谁欣赏谁；信奉什么又何时逃离；何为痴迷，何为残忍，何为值得称赞，何为浅薄，何为邪恶，何为谎言，如何秉持灵魂纯净。和我讲话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存在障碍。这也许是我多年来习惯显得仿佛我需要有人和我谈谈的结果。但不论原因如何，我的一生这本书是一部声音的书。我问自己我如何来到我身处之地，答案让我惊讶：“通过聆听。”

那会不会就是看不见的残呢?其余一切会不会都是一场假面舞会呢，掩饰了我固执地忙于其中但其实是没用的现实?倾听他们。倾听他们讲话。这完全是荒诞的现象。人人都不把经验看作是来拥有的，反而是为了来谈论它而去拥有的。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我去倾听他们和他们唱的调调呢?什么地方决定了这就是我的用途呢?还是我一开始就在意愿和选择上都只是一只寻求语汇的耳朵呢?

“政治最会普遍化，”利奥告诉我，“而文学最会个别化，两者的关系不仅是互逆的——还是敌对的。对于政治，文学是颓废、软弱、离题、枯燥、顽固、无趣的，没有什么意义，还真就不该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将事物具体化的冲动正是文学。你怎能作为艺术家却放弃细节呢?可是你又如何作为政治家却允许细节呢?作为艺术家，细节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去简单化。即使你选择最简洁的写作风格，像海明威式的，你的使命仍旧是赋予细节，澄明复杂事物，隐含冲突。不是抹去冲突，否认冲突，而是看到冲突之内那些受折磨的人在哪里。为混乱留出空间，让它进来。必须让它进来。不然，你就是制造了宣传品，若不是为一个政党，政治运动，那就是为生活自身产生的愚蠢宣传品——因为也许生活自己较愿出出风头吧。俄国革命的头五六年，革命者叫喊：‘自由的爱，要有自由的爱了！’可他们一旦掌了权，就不能容许了。因为什么是自由的爱呢?混乱。而他们不想要混乱。他们不是为此才去进行光辉革命。他们要的是有纪律，有组织，从容不迫，如若可能，还是可科学预见的。自由的爱扰乱了组织，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器。艺术也扰乱组织。文学扰乱组织。不是由于它公然支持或反对，或者由于它哪怕是隐晦地支持或反对。它扰乱了组织是因为它不是普遍的。个别的内在本质是要作个个别的，个别性的内在本质是不从众。将苦难个别化：就是文学了。在一个简单化具体化的世界让个别保持生存——这是斗争的焦点。你不需以写作来证明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也不需以写作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正确性。你两者都不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对两者同等不结盟。是，你看到了不同点，自然也看到这垃圾比那垃圾稍好一点，或者那垃圾比这垃圾稍好一点。也许是好不少。但是你看到了垃圾。你不是政府职员。不是好战者。不是信徒。你对这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极为不同。好战者提倡信仰，将改变世界的大信仰，而艺术家则贡献一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产物。没什么用处。艺术家，严肃作家，给世界引入了在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这一切，鸟，河流，人类，他没给文学留出十分钟。‘然后将有文学。会有人喜欢，会有人为之着迷，愿意去做……’没有。没有。他没这么说。如果你接着问过上帝，‘会有管道工吗?’‘会，会有的。因为会有房屋，就需要管道工。’‘会有医生吗?’‘会。因为会有人生病，需要医生给他们药吃。’‘那文学呢?’‘文学?你说什么?那有什么用处吗?该搁在何处?够了，我是创造宇宙，不是大学。没有文学。’”

毫不妥协。汤姆·潘恩的令人不可抗拒的品性，也是艾拉、利奥以及约翰尼·奥戴的品性。倘若我到芝加哥后曾去过东芝加哥与奥戴会过面的话——这是艾拉给我安排的——我的学生生涯，或许其后的整个一生，都可能会处于不同的诱惑和压力之下，而我在迥异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坚如磐石的人的热情教导下，说不定已着手摈弃出身带给我的安全约束。然而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压力大，更不要提格卢克斯曼先生还为去除我思维中的陈腐因素，而给我补课，因此到了11月初，我才能在一个周六早晨有空坐火车去见艾拉·林戈尔德军队里的导师，一名钢铁工，艾拉曾对我说他“彻头彻尾是位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