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17/21页）

奥戴和艾拉言谈的不同之处我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白的。也许因为奥戴的目标之中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奥戴正过着他改变信仰后的生活，因为言谈正是个藉口，不针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因为它似乎源自大脑的中心，即是经历的那部分，他所说的种种皆有紧绷绷切合题旨的品质，思维是牢固树立了的，言辞本身仿佛充满决心，不夸张，不浪费精力，在言辞中有智慧的敏锐，并且不论目标如何乌托邦式，仍具有浓厚的现实性，使人感觉使命不仅在他脑中，也在他的手中；不同于艾拉给人的意识，是智慧支配了他的理念，而不是智慧的匮乏。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一股特性渗透了他的言谈。不难看出艾拉的言谈是对奥戴的模仿，但不具有其活力。真实的特性……虽然说话的人也是对什么都不曾笑过。结果他目标的单一性有一种疯狂，这也使他不同于艾拉。奥戴生活中摈弃了所有人类的偶然性，可他却又吸引了这类事件，这其中就有种明智，是通达、胸襟开阔又不循秩序的生存方式所具有的明智。

那晚我回到火车上时，如此为奥戴坚决不移的宗旨所迷惑，以至于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该如何去告诉我父母三个半月的大学生活就够了：我要退学，搬到印第安那州东芝加哥的钢铁小镇上去。我不是要他们给我经济支持。我会找工作自立，多半是低贱的活——但若不是全然为此，也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我不能再继续认同中产阶级的前程，不论是属于他们的还是我的，我见过了约翰尼·奥戴就不能再如此下去，奥戴言辞温和以掩饰他的激情，但他仍旧是我见过的最精力充沛的人，甚至更甚于艾拉。最精力充沛，最不可动摇，最危险的人。

危险是因为他不像艾拉对我一样地在意我，也不像艾拉一样了解我。艾拉知道我是别人的孩子，直觉地明白——也另外被我父亲告知过——也没试图拿走我的自由或者把我带离我原先在的地方。艾拉从没试图教导我越过某个点，他也没有紧紧抓着我，尽管他可能一生都渴求爱，极度需要爱，会总渴望着亲近的感情。他只是在到纽瓦克时借我一时，独自在纽瓦克或一个人待在小木屋时偶尔借我来聊聊天，但从没带我去接近过共产党聚会。他整个那一部分生活对我是全然隐形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怒吼，激烈言辞，雄辩，和装饰性的一套。他并不仅仅是无拘无束——他对我是讲策略的。虽然他狂热执着，在我面前他却很通情理，温柔，意识到某类危险是他自己愿意面对、却不愿让一个孩子去面临的。在我这里，这位愤怒的人显现了很是好性子的另一面。艾拉认为对我的教导只该到某一点为止才妥当。我从没见过这个狂热分子完整的样子。

可是对约翰尼·奥戴而言我就不是他要保护的谁的孩子了。在他，我是他要吸收的人。

“别碰那所大学里的托洛茨基分子，”午餐时奥戴跟我说，好像我为了托派分子的问题到东芝加哥来和他讨论。我们头挨着头坐在一家阴暗的小酒店的隔间里，他在波兰裔店主处信用还算好，我这样一个容易为男人间亲密关系着迷的孩子发现他很喜欢那里的气氛。那条小街距厂子不远，全是小酒店，只有一个街角有一家杂货店，另一角是教堂，就在路对面有一块地，堆了一半废料，一半垃圾。东面来的风很大，带来二氧化硫的气味。屋内则是香烟和啤酒的气味。

“我够不保守的，我认为也可以和托派分子玩玩，”奥戴说道，“只要你事后洗手就好。有人每天都对付毒蛇，竟至挤出它们的毒液研究解药，很少有人被咬死。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蛇是有毒的。”

“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我问道。

“你不知道共产党和托派间的根本分歧吗?”

“不知道。”

随后几小时里他告诉了我。叙述中充满“科学社会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字眼，都是些我不知道的名字，比如（首先是）利昂·托洛茨基，像伊斯门，洛夫斯通，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类的名字，和“十月革命”和“1937年大清洗运动”这类我不知道的事件，还有公式化的陈述，起头是“马克思主义格言说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和“托洛茨基分子依从他们的错误论断，密谋阻止目标的实现……”。但不论叙述的细节如何深奥复杂，奥戴说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到是尖锐的，一点也不遥远，他谈论的话题不是为了谈而谈，他谈它不是为了让我就此写篇学期论文，而是谈的他所经历的一场残酷的战争。

近三点时他放松了对我注意力的控制。他让你倾听的方法很特别，大多出于他默许给你的一个诺言，那就是，只要你注意听他说的每个字他就不会危及到你。我累透了，小酒店里几乎没有人了，我还是觉得身边仍在发生一切可能的事情。我回想起高中时那个晚上，我顶撞了父亲，去作为艾拉的客人参加了纽瓦克的华莱士聚会，我又一次感觉到沉浸于一场关于生活的重要争论中，是我自十四岁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一场光辉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