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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在我前面，从冰箱中取出酒瓶。我把两个杯子放到镜子旁的桌上。“您拿错了，”我说，“这是过氧化氢，有毒。”我指了指标签。

玛丽亚·菲奥拉笑了。“瓶子没拿错。这标签是我自己贴上去的，为了吓唬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过氧化氢和伏特加一样没有气味。菲利克斯的鼻子很灵，可他要是不尝的话，就发现不了到底是什么。所以贴了那个标签！剧毒！很简单的招法，对吗？”

“所有好主意都是简单的，”我赞赏地说，“所以它们所向无敌！”

“几天前我就有自己的伏特加了。为了吓住菲利克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把酒装进一个脏兮兮的醋瓶子里，还贴了个西里尔文的标签。可第二天那瓶酒就不翼而飞了。”

“拉赫曼？”我充满预感地问。

她惊异地点着头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一种天生的联想能力，”我说，“他承认此事了？”

“是的，他出于后悔带来了这瓶酒。这瓶要大得多，原来那瓶不到半升，这瓶超过四分之三升了。干杯！”

“干杯！”卢尔德圣水，我想。拉赫曼闻不出来，他是个禁酒主义者。谁知道他把这玩意儿送给那位波多黎各女子后果如何，也许他会说这是耶路撒冷橄榄山的李子烧酒呢。

“我喜欢坐在这儿，”玛丽亚·菲奥拉解释道，“这可以说是以前留下的一个习惯，我在这儿住过很长时间。我喜欢待在旅馆里，这种地方总有事情发生，人来人往，聚了又散，这是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啊。”

“您这么认为吗？”

“难道您不同意？”

我想了想，自己这一生已经经历了足够的聚散，简直是太多了，其中大部分是离别。我觉得平静的生活更令人激动。“也许您说得对，”我回答道，“可就聚散而言，一个大旅馆不是更好吗？”

她摇了摇裹着缠头巾的脑袋，弄得头上的金属卷发器叮当作响。“大旅馆毫无色彩，这里不一样。人们在这儿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这一点您从我身上就看得出来。您见过拉乌尔了吗？”

“还没有。”

“伯爵夫人呢？”

“仓促见过一面。”

“您还会经历很多事情呢。再来一杯伏特加？杯子很小。”

“一向如此。”

我无法不想起拉赫曼，一想起他，这酒就平添了一股敬神时用的乳香味。我忆起了《拉昂摘要》里的一句话：不要沉湎于幻想，它会放大或缩小现实，甚至令它走样。

玛丽亚·菲奥拉伸手拿过她身边的一包东西。“我的假发，红的、金黄的、黑的、灰的，甚至还有白的。时装模特的生活是快节奏的，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所以化妆之前我最后都要来这里待一会儿。弗拉基米尔是个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关键人物。我们今天要照彩色照片，您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您有别的安排了？”

“没有，可您的摄影师肯定会把我撵出去。”

“尼基吗？想哪儿去了！反正现场至少还有一打人呢。您要是觉得无聊了，随时可以离开，又不是社交聚会。”

“好吧。”

倘若能够逃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孤独，我是会抓住一切救命稻草的。流亡者扎尔就死在这个房间，我在柜子里找到几封被遗忘的信件，扎尔没有把它们寄出去。其中一封是写给维也纳附近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44]里名叫露特·扎尔的女子的。“亲爱的露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我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关押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去焚化！露特·扎尔大概早就被烧死了，可我还是把那封信寄了出去，那是封充满绝望、悔恨、疑问和无能为力之爱的信。

“我们要不要叫辆出租车？”到了旅馆外面之后我问，其实我已经囊中羞涩了。

玛丽亚·菲奥拉摇了摇头。“住在劳施旅馆的人只有拉乌尔叫出租车，我住在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都安步当车，我也一样，甚至喜欢走路。难道您不是吗？”

“我能走很长时间，特别是在纽约，两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没有透露，我只是在纽约才如此，因为我不必害怕警察了。我在这里有一种自由感，这种感觉一直没有减弱。

“路不远。”她说。

我想帮她拿那包假发，她拒绝了。“我自己拿吧。这些东西很娇气，既要拿得牢，又不能攥太紧，要不然它们就会滑落掉到马路上。女人就是事多。”她自嘲地笑了。“都是些无聊的东西！我这个人有点反常，就是喜欢无聊的东西。人要是一整天都被聪明机智、满嘴俏皮话的人围着，平淡无聊反倒能让人感到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