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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克脸色变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喝杯烧酒，罗伯特。上次你不是还剩了点儿法国苹果白兰地吗？”

“那个我自己已经喝光了。不过还有点儿法国白兰地和苦艾酒，还有一瓶莫伊科夫自制的美国野牛草伏特加。”

“给我伏特加吧。其实我更喜欢白兰地，可喝伏特加不会酒气熏天。今天下午我还得做第一次手术呢。”

“替别的医生做？”

“不，但有个主治医生在场，以便检查我做的是不是正确。这是一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手术，头一次做是在十二年前，那时世界还太平呢。”拉维克笑了。“生活在险恶环境中的人甚至在进行嘲讽时也该小心翼翼才是！这是不是也是你们那个《拉昂摘要》里的座右铭？你们现在是把那都忘了，还是仍旧照此行事呢？”

“我们正在重新开始，”我说，“我们原以为这里安全了，那一套用不上了。”

“人从来都不会安全的，”拉维克解释道，“当你自以为绝对安全的时候，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伏特加不错，再给我来一杯！’‘你们还活着！’这种话是可靠的。别像被雨淋透的母鸡似的没精打采地站在那儿！你们还活着！那么多人尽管更愿意活着，却不得不死。常想想他们，别的事暂且不要想太多，等负隅顽抗之年过去再说。”

他看了一眼表。“我得走了。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真的沮丧了，就到医院来找我。到癌症病房走一圈准好。”

“行！”希尔施说。“拿上这瓶野牛草伏特加吧。”

“为什么？”

“作为报酬，”希尔施回答说，“我们喜欢快速分析，尽管这种分析并不总对。用更深的抑郁来治疗抑郁毕竟是种独创嘛。”

拉维克笑了。“但不适合神经质患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拿起那瓶酒，把它装进自己那几乎还空空如也的医疗箱中。“还有最后一项建议，免费提供，”他接着说，“别过分捉摸你们的命运——你们俩现在需要的是女人——但尽量别找女流亡者，被分担的痛苦是加倍的痛苦，你们真的没有必要自寻烦恼。”

傍晚，我在拐角那家杂货店吃了最便宜的晚餐，两根维也纳小香肠和两个小面包。饭后我盯着冰激凌广告看了半天，这家店中有四十二种不同的冰激凌。美国是冰激凌之国，人们甚至能够看到士兵在大街上懒散地舔着冰激凌。这与德国有很大区别，那里的士兵即使在睡觉时采取的也是立正姿势；他们要是放屁的话，那响声都是模仿机关枪。

我穿过五十二大道回旅馆，这条街上遍布着脱衣舞俱乐部。墙上贴满了全裸或近乎全裸的舞女招贴画，晚间，这些舞女就会站在舞台上当着屏住呼吸的观众的面慢慢脱衣。傍晚时分，各家俱乐部门口就会站着打扮得像土耳其将军的肥胖看门人和招揽生意的人，他们会向行人吹嘘在里面能看到些什么。大街上到处可见身穿各类所能想到的暴露服饰的女子，但却绝对见不到欧洲妓女那标志性的雨伞和大挎包。大街上没有妓女，脱衣舞俱乐部里的观众看上去都是些抑郁的手淫者。妓女在这儿叫“应召女郎”，是通过可靠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来的。而且这也是遭到禁止的，警察总是跟踪她们，就好像她们是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似的。美国的道德受妇女联合会掌控。

我离开手淫者的林荫大道，来到以赤褐色砂石建筑为主的街道。这是些狭窄、廉价的多层楼房，外面有楼梯通往楼上，每级台阶都很高，有人默默坐在靠近楼梯扶手铁栏杆旁高高的台阶上。楼梯旁的大街上摆放着铝制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塞得满满的。半大的孩子们在汽车之间乱窜，他们在试图打棒球。母亲们母鸡般蹲在阶梯上，或是趴在窗前。更小些的孩子偎依在她们怀里，就像狭小楼房前那些肮脏的白蝴蝶，怀着全然天真与自信的倦容面对着黄昏。

替补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站在劳施旅馆前。“莫伊科夫不在吗？”我问。

“今天是星期六，”他回复道，“我当班。莫伊科夫出去了。”

“可不！”星期六，我把这茬儿给忘了。明天一个漫长而空虚的星期天在等着我。

“菲奥拉小姐刚才也打听过莫伊科夫先生。”菲利克斯顺便说了一句。

“她还在吗？还是又走了？”

“我想还没走吧。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出来。”

玛丽亚·菲奥拉从那间光线昏暗、有丝绒沙发的小厅中冲我迎面走来，头上包着她那缠头巾，这回是块黑色的。

“您又要去拍照啊？”我问。

她点点头。“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得去送神仙酒。可我早有准备，从上次开始我就有了一瓶自己的伏特加，藏在莫伊科夫的冰箱里。连菲利克斯·奥布赖恩至今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可这早晚得露馅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