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

共产党准备工作的又一方面是囤积粮食和其他必要食品。这些商品在战斗结束后就尽可能快地运到城市，以帮助稳定价格，养活人口和提供救济。这些粮食还用来作为实物薪酬支付给招募来的帮助军队清理战争废墟的平民。有些城市顺利地将大量的粮食和基本食物运进城里，完成了任务。这些城市包括石家庄、营口、济南、长春、北京、天津和上海。[28]

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

国民党遗留给共产党的最严重的城市问题当然是通货膨胀。为了成功稳定价格，食物的充足供给和工厂的不受损害作为前提条件当然非常重要，但仅仅如此还不够。

商业上的第一个命令是将1948年8月国民党币制改革以后的金圆券，兑换为人民币。1945年，还都的国民党政府用了几个月才收回了原沦陷区的所有伪币。1949年，北平于1月22日和平解放。但是直到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城前，仍由原有人员维持治安和管理。到了2月3日，新货币的汇率公布。货币转换于2月23日完成，从那天起禁止金圆券在北京流通。汇率定在10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工人、教师、学生和穷人被允许以优惠的比率：3元金圆券对1元人民币兑换货币，这一特许权在共产党到达上海的时候被免除，因为它为投机创造了机会。在1月15日被共产党占领的天津，货币转换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在上海，在城市被解放的两周内，货币转换完成，国民党货币被禁用。[29]

然而公众对新货币的信心并不比过去对旧货币多。金、银、外汇市场继续交易旺盛。价格和工资经常用银圆而不是用新的人民币计算。投机行为也相应活跃起来，实际上在人民币刚出现的几天内就因为投机贬值了。在上海，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银圆的价格从人民币660元上升到1800元，每两黄金的价格从人民币3.9万元上升到11万元。商品价格随着金银价格的上涨而攀升。[30]

根据上海的中国人民银行经理所说，那里零售价格在一星期内的增长率等于解放区前一整年的增长率。[31]重新组建的上海商会天天宣称一些“无形的罪恶”还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包括：对储蓄缺乏热情、习惯于看重商品不看重货币、投入时间精力搞投机和谋取暴利、对生产不感兴趣。[32]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的军管会主要依靠劝诫的方式解决问题，却不成功，于是它们禁止金银和外汇的流通、交易和用作计算价格的标准。虽然市面上的交易禁止了，还是允许人们持有金银和外汇，定期存于人民银行的账户中。这些金、银和外汇按照当天官方汇率以人民币的形式见票即付。

一位官员指出公众一定认为对共产党的规定和法令，就像对国民党的一样，不必太当真。在北平，禁令在2月28日宣布。3月2日，军管会开始逮捕兑换货币的人。这些人忽略了——据一家无线电广播谨慎的说法——军管会的“建议”。到了3月4日，116名货币交易者被逮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作了登记并答应不再交易银圆后很快被释放了。[33]

在上海，货币置换过程比北方城市实行得还要快，于是令人民币成为唯一交易媒介的工作在开展时比北方多了几分戏剧化。在6月10日的早上，人民解放军军队在股票交易大楼周围围上了警戒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城市内投机金银的中心。他们逮捕了2113人。在教育后，1863人在24小时被释放。剩下的，被认为罪行更严重的250人被羁押。在这些人里，有几个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投机者。[34]

同一时间，新政权还开始动员群众支持拒银运动，要求工人、国营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拒绝接受和使用银圆。6月9日，上海学联召开了群众大会，动员学生支持拒银运动。来自100所大学和中学的6400名学生与会。几百名学生宣传队很快来到街上教育商人和钱贩子，并对每个过路人宣传新的金融规定。[35]

软硬兼施后，共产党通过平价——也就是商品储蓄单位刺激经济，从而丰富了打击投机的手段。它被设计出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储蓄不受最坏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影响，这样就消除了投资金银的主要动机。在新的系统下，以人民币形式存入的储蓄被转换成商品单位的储蓄，每一单位代表以下商品市价的总额：一品脱米，一英尺布，一斤煤，一盎司食用油。当取出存款时，款项按取款时这些商品现行价格加上利息支付。[36]最后，所有政府银行的贷款同样以商品单位的形式计算，所有公职人员和很多其他人的工资也按该形式计算。

另外一个鼓励储蓄并吸收购买力的方法是政府债券的出售。推销活动开始于东北，后来向南移。公众前不久目睹了国民党的债券贬值为不值钱的废纸，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不敢贸然支持这一项目。每个城市都成立了认购委员会，一场声势浩大的推销活动开始了，主要针对工商界。与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的债券发行不同，这次新政权第一次发行债券最后被认购一空。[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