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第4/7页）

然而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在“客观环境”上。很多问题确切地说来自新经济和金融措施本身，而且并不局限于上海甚至华东地区。共产党大方承认他们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正在学习和实验。但是他们的实验造成时进时停的印象，没能加强公众对共产党接班能力的信心。比如，华北实行了所得税，但很快又取消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汇率——一种对大众，另一种则对工人、学生和穷人，但没过多少时间就不得不取消。在共产党来到北平后不久，采用了用小米支付工资的做法，但是这也被很快证明不实际，不久即废止。工人必须到商人那里去把工资换得现金，于是这些商人开始操纵小米的价格——这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

国家贸易公司在试图使用私人代理商时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困难，但是作为替代的消费者合作社有严重的问题存在。一些征税新规定由于不合理而取消了，虽然这样做只是出于对商人抱怨的特别回应。同样地，要求进口商出口同样价值的货物，这实际上意味着用物物交换来进行外贸。这被认为不可行，不得不被放弃。

像这样的经历，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劳动力不安定以及对国民党经济处置失当的记忆，显然已经足够破坏公众对新货币以及新政权能力的信心了。对于新建立在商品单位保值基础上的储蓄系统，人们并没有趋之若鹜。[53]政府的胜利债券经过反复“劝说”才被认购。上海市长陈毅，后来在1949年夏天表达了大众的感受，他承认：“一部分公众中流行着悲观情绪，他们认为物价不可能稳定，而且由于海上封锁和海上通道被切断，他们认为贸易和工业没有未来。”[54]

六大任务运动

对这暗淡无光的前景，共产党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在华东，它开始于官方在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刘少奇在4月18日和5月7日之间访问天津标志着天津进入了同样的阶段。[55]千家驹到达上海后谈到了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要意义。千在接受一个上海记者的采访中声称，刘少奇在天津逗留期间，清楚说明了党的“劳资互利”政策。从此以后，私有业主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抛开了无动于衷和悲观情绪，换上了更积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56]

在上海，随着“六大任务”计划的公布，运动已初具规模。该计划由中共上海市委呈递给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650名代表一致通过。六个任务是：

1．积极支持解放福建和台湾的人民解放军。

2．疏散人口。目标是把战争期间拥进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以缓解失业问题。该计划还要求将一些工厂转入内陆地区，离燃料和原材料的来源地近一些。海上封锁切断了这些物资的供给。

3．重新调整上海工业的生产目标，使之适应经济最迫切的需要和缺少外国原材料的现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得当的工会团结劳动力。

4．动员大量的党员、干部、工人和学生在上海郊区进行台风后的救灾活动，抢修海堤，并进行土改——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南行时快速跳过的苏南的农村。

5．发展上海与内陆地区的沟通，鼓励城乡间日用物资和商品的流动。

6．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所有党、政、军、民各单位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抵制浪费。[57]

劳工和生产　虽然在大纲正文中没有出现，六大任务运动要解决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劳工动乱。[58]上海军管会相应地在8月19日颁布了两套规定，试图根除阻碍工商业发展的劳工问题。一套规定关于停产以及工人的雇佣和辞退问题。管理人员可以向市政府请愿，获得允许停止生产（原来这是被禁止的），根据生产要求雇佣和辞退职员，也可以开除能力差和不满意的工人和职员。而管理者应承担的责任有：要尽可能快地恢复生产；不能因为工人加入工会或政治活动开除工人；向解雇职员支付不少于一个月工资，但不多于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

第二套规定处理的是在私企中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假如涉事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任一方可以要求市劳动局调停。当这样的调停正在进行中时，管理人员不得关闭企业或减少给职员的薪水或待遇。同样地，工人不得罢工、消极怠工以及做出一切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如果调停失败了，劳动局可以成立仲裁委员会，将劳资双方的代表包括在内。最后，如果仲裁也失败了，劳资纠纷可以呈递人民法院，其决定应被履行。[59]

资方被告知不要担心劳资纠纷，现在是他们回去为个人利益和国家福祉工作的时候。工人被劝告目前接受资方“合理的剥削”，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任何工资和收益上的大幅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