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1945—1946年间，返回的国民党一方面宽容了许多有名的汉奸的过去，另一方面采取了将之前沦陷区的人口视为汉奸和傀儡的做法。这些政策打击最重的是知识阶层。而从大后方返回的官员和其他人采取的高高在上的态度更伤害了大片原沦陷区同胞的感情。

即使国民党领袖考虑到该行动的政治代价，他们大概也不会理睬由这一行动引起的不满，认为无足轻重。共产党不敢如此态度傲慢，而是尽力有意识地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由于意识到他们在城市中的地位不够稳定，共产党领袖再次努力，将城市中拥护他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联盟。这样做的结果是取得了解放后最初时期最为成功的政治成就。

士兵和官僚

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宣布，所有被怀疑犯下战争罪的国民党军官和政府官员均被逮捕，彻底调查和根据法律严肃处罚。战争罪包括：谋杀和用暴力夺取或毁坏人民的财产；杀死或伤害战俘；销毁武器和弹药；毁坏通信设施、档案、电报、文件等等；毁坏粮食；破坏公共设施、工厂设备、银行、文化遗迹和所有公有财产。[80]

除了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以外，所有人——只要自己愿意，都被欢迎加入新政权的公共服务系统中来。共产党规定所有这些人需要接受政治再教育，就像返回的国民党在1945—1946年对学生和老师所做的那样。然而，参加并完成了改造课程的人，共产党不再把污点加诸他们身上。国民党投降的部队被整编进人民解放军中，就像内战中那样。战俘可以选择回家或加入共产党军队。官员在接受一段时间的改造和训练后，一般也能得到这种选择权。到1948年10月，差不多有80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以这种方式加入人民解放军。[81]

1949年1月，傅作义不战而降把北平拱手让给共产党。在这之后，和议的条款极其宽大，并广泛传播，希望引起其他人的效仿。不过，共产党把政治干部派到所有前国民党军队中，以确保重编是真正的政治上的革旧鼎新，而不仅仅是换一下旗帜和军队标志这么简单。干部负责向官员和普通军人教授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在官员和部队之间建立一套新型的指挥关系；在官兵中形成与人民关系的新意识。

选择回到原籍而不是在人民解放军中当兵的官员，允许他们回乡。他们可以得到三个月的军饷、回家的路费以及在解放区内一路免费的食宿。还会颁发给每个回乡者一份档案，承认他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可贵效劳”。甚至这些人也得到了保证，如果他们改变了主意，将来想加入人民解放军，将受到欢迎。[82]

相同的政策也适用于文职人员，虽然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1949年3月，华北政府主席董必武将这作为战争结束恢复生产的三个主要任务之一。[83]因此每个人都被要求参与到政治改造项目中来。在上海，从6月13日起，该项目在国民党市政人员中开展起来。课程一般持续一个月。学员参加的讲座概括说明了党的主要原则和政策。然后将他们分成小组讨论和辩论。到了12月，5万上海的公务员结束了训练课程。[84]

这一时期的重点考虑是个人的专门知识及技能，而不是政治倾向。在各个地方，党特别欢迎的就是技术过硬的人。典型的就是1948年8月1日中共东北局的一则指示，论及了从国民党接收的国营企业其职员待遇的问题。只要技术人员忠于职守，哪怕他们“意识形态上不同意共产主义”也可留用。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那些在过去真的压迫过工人的人员除外。考虑到很多国营企业的职员和工人为了保住工作，被迫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指示强调不能仅仅因为加入了这些组织而歧视他们。[85]

学生和知识分子

共产党处理最成功的就是与学生团体的关系。结果是，共产党能够从学生团体这一能量和热情的主要源头中汲取改革所需的东西。这一团体在整个内战时期都留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它们可能不会选择让共产党治理中国。这些学生不完全符合党的胃口，这可以从解放初期的各项任务完成后，党不断努力地想管教他们看出来。但即使在那时，新政权也试图避免摆出在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居高临下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它欢迎他们的效力，分配给他们相对体面和重要的位置，比如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岗位。

这不是说党在对待年轻或不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像前面所说的，共产党自己承认，对乡村的教师和城市的技术人员，他们曾经犯下过错误。但是打击党在对待知识分子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经是1948年反“左”倾运动的组成部分。到了人民解放军开始占领中国最大的那些城市的时候（这里集中了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人口），任何残留的冒险主义倾向都被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