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第3/4页）

人们很快意识到，即使不考虑改革方案本身带有何种缺陷，最糟糕的是这一方案得不到严格地执行。严格执行经济改革措施的地区只有上海。在上海，蒋经国以极大的热情认真地进行经济改革，国民党政府意识到这次改革是它最后的机会。政府希望它能扭转上海——中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糟糕的经济状况，那么国家的其他地区的局势也会随之逐步好转。

蒋经国在上海的活动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关注。他逮捕和惩罚那些最有权势的投机倒把者，被描绘成城市丛林中无所畏惧的猎手。一时之间，蒋经国的“打虎行动”赢得了上海民众的广泛支持——投机商利用通货膨胀为自己捞取好处，上海市民深受其害。超过3000名投机倒把者，其中包括上海最有名的商人，被送进监狱。在最后关头，政府试图证明它会将这次改革进行到底，在这次行动中，任何人都不会得到特殊照顾。然而，在一个月之内，当新改革方案的缺陷开始显现出来时，蒋经国一开始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成了人们的笑柄。

到8月28日，中央银行已经发行了3000万金圆券，以兑换民众的金银和外币。但政府并没有制订任何措施把所有闲置资金吸引（或驱使）到生产或至少非通胀的领域中。[83]当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点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公众对政府的新币从来都缺乏足够的信心，持续的通货膨胀让存钱失去了意义。[84]

新改革方案在全国其他各地区未能有效地执行对上海的改革造成了更为巨大的压力。蒋经国在上海的强硬手段的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价格稳定下来并保持了大约六个星期。尽管如此，即使没有多少经济头脑的人也明白，如果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上海不可能长时间不受这些地区的影响。[85]但很显然，这种可能性却被南京的经济规划者忽视了。在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改革措施并没有严格执行——商品价格仍在继续上涨。

到9月底，上海已经成了一座经济孤岛。商人们或者预期政府会取消价格控制，因此停止向上海供应商品，或者将商品卖往其他地区。运往上海的大米在城外被外地商人买走，他们愿意支付比上海市场更高的价格。粮食储备不断减少，原材料的补给日益困难，囤积货物被定为刑事犯罪。许多面粉厂被迫减少了产量。上海电力公司得到的煤炭只有每月额定量的一半左右，不得不向市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由于进口成本的上升，政府为成品制定的最高限价居然低于生产成本。例如，某一等级的棉花最高限价是每锭707金圆券。但由于纱线生产商无法以限定价格购买原棉，他们每制造一锭棉纱就要亏损70金圆券。[86]政府没有制定任何规定保证上海能够得到持续的物资供应，定量配给民众必需的商品和材料，或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比例维持在合理的水平。[87]

严重的问题还不止这些，10月初人们又得知了一个更糟的消息，政府又增发了2.2亿金圆券以填补财政赤字。政府在8月宣布，金圆券发行的上限是20亿，现在发行量已经达到了这一限额的50%。所有人都知道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东北和山东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政府军队在9月下旬丢掉了山东省会济南——进一步动摇了民众的信心。

一件与上述问题相比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最终打破了上海表面的平静。10月1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包括烟草和红酒在内的7种商品的税率。上海所有的烟草商店停止了营业，要求政府允许他们的提高售价，以弥补税率增加造成的损失。政府同意了销售商的这一请求。10月3日，当烟草商店重新开业时，香烟的售价上涨了100%。[88]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人再相信政府有能力稳定物价了。上海立刻出现了抢购狂潮。为了尽量减小预期中的新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人们都急着将手里的现金换成商品。所有人都尽可能利用商品仍然维持限价这一段时间。由于担心亏本，店主们开始缩短营业时间，或停止销售商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干脆完全停业。与此同时，黑市重新繁荣起来，被称为“旅行者”的商人将大量货物运出城市。[89]普通人用自己的资金购买商品，那些更富裕和精明的人则逃往更安全的地方，例如台湾、广东、四川、香港。[90]

蒋经国试图扭转进一步恶化的经济局势，但他已无能为力了。蒋经国领导的大上海青年服务团在9月中旬组织了30—40个“巡逻小组”，每个小组招募了数千名工人，他们的任务是协助改革措施的实施。这些工人每天在城内巡逻，调查黑市活动。当地居民一旦发现了违反紧急经济方案的行为，可以随时向这些小组汇报。上海电影公司收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指令，禁止在任何影片中讽刺新货币，违反者将以破坏民众对金圆券信心的罪名接受处罚。[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