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我们很难确定通货膨胀和政府失去“中产”工薪阶层这一少数群体的支持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至少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工薪阶层承担了通货膨胀造成的大部分危害。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由此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当然，就绝对的贫困水平而言，许多低收入的工人和失业者和他们同样或更加严重。

上海主要的工薪阶层包括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军官以及政府职员。在“二战”期间，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困苦不堪了，因为通胀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12%。下降的平均水平因职业和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不同的部门提供给员工的住房、大米、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不是统一的。到1945年，工薪阶层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受压迫阶层”，并且在整个内战期间，都一直如此。[100]

政府至少可以向工人发放补助，以补偿生活成本的上涨，但政府发现，很难对自己的雇员进行同样的补偿。这些雇员包括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与普通公务员薪金水平大致相当。[101]1946年5月，《大公报》的一名记者调查了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无论工人的不满有多么强烈，他们的薪资仍高于教师和政府雇员。当时，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别较大，例如，针织业女工的月工资是5万法币，木匠为18万，机械工达到了20万，总之，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10万法币。[102]但到1946年2月底，上海高校教授的平均月工资大约只有5.2万至7.8万法币。[103]他们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理发师、裁缝和银行职员。1946年上半年，即便是政府银行办公室的勤杂工每月都能挣到11万法币。上海的三轮车夫每天可赚到2万法币。[104]

1946年12月，昆明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发布了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小学教师的月工资当时为8万法币，这样的收入据说无法维持城市里两到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05]上海大学教授协会用自怜的语气宣称：“教授的薪酬甚至比不上奶牛场里清除粪便的苦力、电车售票员或者政府银行的雇工。”他们或许并没有夸大事实。[106]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政府雇员的工资平均三个月上调一次。但这样的调整从来没有赶上过生活成本实际的上涨速度，教师和公务员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实际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107]1947年4月，天津一个低层政府职员的月收入是20万法币，这笔钱仅能支付他的伙食费和其他生活杂费，但不包括房租。[108]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10名教授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公立学校教师和公务员已经无法保持哪怕是最低生活标准了，他们的家庭每天都在饥寒中度日。教授们警告，过低和不公正的工资待遇产生了三大危害：效率降低、腐败蔓延、敷衍塞责。[109]

根据1948年初上海市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接受调查的1942个公务员家庭中，大约69%的家庭要么存在债务问题，要么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110]1948年3月，一个公务员写信给《大公报》，讲述了自己的困难情况。作为“政府机构的一个低级职员”，他每月的薪水是310万法币。这笔钱无法买到他和他的父母每月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支付他们居住的小屋每月3斗米的房租。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一家三口人全部食物仅有大米、蔬菜以及每星期一磅猪肉。然而，在1月底，政府将他这个级别职员的大米配给由每月8斗减少到每月3斗。他在信中写道，人们现在甚至买不起能够维持一个月基本生活的玉米面了。“在过去10天里，我们能吃到的东西只有稀粥。每天8小时坐在办公桌边，我时常饿得头昏眼花。”[111]

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经济困境导致的苦难，工薪阶层对社会主义至少已经毫不恐惧了。通货膨胀“吞噬”了他们所有的薪水和储蓄，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事实上，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因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直怀有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地说明）。

但是，知识界的贫困的确为学生反内战运动提供了一个重要主题，经济窘迫也使得教授们广泛支持学生的反内战运动。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教授们本身显然是赞成1947年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当时他们提出了许多要求，例如削减军费、增加教育支出——包括提高他们的工资。政府通过滥印钞票维持战争，使许多民众陷于贫困，这种做法受到反战人士的严厉批评，并由此失去了知识界的支持。但与工人运动不同的是，工人运动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混乱直接引发的，知识分子不支持政府的内战政策则是出于对政府更复杂的评估——知识界认为，放弃国民党政府是为保存整个国家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知识分子自身在最近遭受的贫困只是他们评估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