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第2/4页）

下面一段描述商业界活动的文字代表了当时媒体（包括国民党报纸）的普遍看法：

商人无法推卸对糟糕的经济形势负有的一份责任。首先，他们未能改变对经营的态度和方针……他们继续以高利率借用大量款子，用以买进商品、金条、美钞、政府债券、股票，希冀着通胀会转瞬即逝，使他们得以抛售存货，支付利息，仍可收获巨额利润。很多人赚取了颇多利润，其他人则在市场背向时纷纷破产，加剧了银行和商业的失败。[76]

会对商业造成损失的不一定会对商人造成损失。缺乏相关数据使我们不可能得出准确结论，商人和企业家——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是否能从投机中获取与传统商业经营相当的利润。但通货膨胀的确为人们投机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强烈的刺激——哪怕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投机。因此，许多人对政府和民间要求商人“改变商业态度”的呼吁置之不理。政府没有专门指派税务官和监管人员落实这些请求，这是一个不幸的疏漏，但恰恰说明了谁是这种投机真正的获利者。

1948年8月：最后的努力

在内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所有政策和计划中，1947年2月和1948年8月颁布的紧急经济改革措施是政府为稳定经济局势而采取的最具雄心和最著名的两个方案。正因为如此，当它们失败后，对政府造成的打击也是最大的。1947年改革的主要缺陷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这里不必重复。1948年第二次改革失败的代价更大，不仅是因为1948年改革的目标覆盖面更广泛，而且国民党领袖自己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除了这次改革，政府已经没有其他可以稳定经济、恢复公众信心的手段了。[77]然而，从一开始人们就知道，1948年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包含了导致1947年改革失败的所有相同的因素。因此，新改革方案不可能重新赢得民众的信心以及成功所需要的合作。

政府在8月19日宣布了金融和经济紧急措施。政府还发行了一种新货币。新的金圆券和旧货币之间的汇率被确定为1:3000000。新货币的发行量被限制为20亿金圆券。政府再次禁止罢工和示威抗议。8月19日之后，没有事先得到政府批准，工资和价格不得上涨。金银以及外币——这些都已经成为抵御通胀的主要投资对象——必须上交政府，兑换成金圆券。

其他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增加商品税、上调金圆券对外币的官方汇率、信贷控制、降低利率、打击囤积居奇。政府指派了三名高官监督这一改革措施在华中、华北和华南的执行。华北的行政院副院长张励生负责监督华北。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被派往华中。广东省省长宋子文负责华南的工作。[78]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全权负责上海地区改革措施的实施。

改革方案才刚刚宣布，媒体就提出了质疑。当改革的具体实施办法清楚之后，质疑声就更加强烈了。招致公众批评的第一个改革措施是冻结工资和物价。批评者指出，全国不同地区的工资和价格是有所差异的，8月19日的工资和价格并不一定代表全国每个地区最合理的水平。尽管政府有规定，允许在8月19日的基础上做一定程度的上调，但人们怀疑，这一规定会遭到刻意曲解，再次引发1947年那样的骚乱——当时的骚乱也是由冻结工资和物价造成的。[79]

立即招致公众批评的第二个措施是政府要求所有人将手中的金银以及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而那些拥有超过3000美元国外资产的人只需要登记他们的财产。拥有外国资产少于此数额的人甚至不需要向政府申报。[80]自由主义周刊《时与文》上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评论道，实际上，政府紧急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换汤不换药”，也就是维持现状。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变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政府冻结了普通民众的工资和薪水，对流往国外的资金则置之不理。官方确定的黄金和外币（拥有黄金和外币的主要是富人）价格等于甚至高于黑市价格，但白银的官方价格（持有白银的主要是穷人）则远远低于黑市价格。不仅如此，不断上涨的商品税损害了合法的工商企业，并不可避免地将上升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同时，富人的收入和财产仍然是免税的。[81]

最终，批评者指出，新的改革方案中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政府改善基本财政状况的东西。解决持续的通货膨胀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平衡的财政预算。如果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支出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要想实现财政平衡就必须大幅增加政府收入以及社会生产总量。如果不解决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只是用一种货币替代另一种货币，是不可能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的。[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