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

在政治上同样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削弱了公众对国民党执政能力的信心。这反过来妨碍了政府解决通胀压力的努力。政治通缩和改革无效的情况愈加恶化，恶化的程度与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形成反比。因此，只要政府继续将增印钞票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类似工资冻结、货币改革这样的措施最多只能作为暂时减轻通货膨胀危害的应急方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这些措施常常考虑不周，没有得到严格地执行。公众则对它们怀有疑虑，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改革措施成了新的“负债”——不仅没有完成政府声称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加剧了它们原本想要改善的情况。记者和作家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政府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反复试验法”表示质疑，社会各界公开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

急剧下降

1946年，因为成本上涨而遭受最严重损失的是那些依赖国外市场和不得不与突然涌入国内市场的国外产品竞争的行业。制药、造纸、水泥、烟草这样的行业首先受到了外国产品的冲击，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缫丝业和丝织业也遭受到沉重打击。

1946年底，政府调整了汇率，并采取了其他措施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但考虑到通货膨胀造成的整体严峻形势，这些措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生产商面临的困难有：由实际购买力的普遍下降引起的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高利率、持续上升的燃料、水电以及运输成本、不断增加的贸易和生产税。[69]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不利条件最终导致1947年底工业产品的普遍减产以及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的急遽下降。丝织、橡胶、水泥、烟草业是第一批被迫减产的行业。随后是内衣、化妆品、火柴、毛纺业，最后是棉纺业本身。[70]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不为几乎所有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承担大部分责任。这是因为：首先，政府制定了以增发货币解决财政收入的基本政策。其次，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消除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例如，货币政策总在放宽信贷和紧缩信贷之间摇摆不定。背离市场的官方利率刺激了地下金融市场的繁荣，这些地下市场又为投机者提供了大量投机资金。政府在1946年向上海大米商人贷款，在一些官员的纵容下，这笔贷款被用作投机，导致大米价格的进一步上升。[71]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继续实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普通商品以及一般的商业活动征收名目繁多的高额税费，但对那些获取暴利的投机者的个人收入则不管不问。此外，政府的外贸政策导致贸易逆差，损害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改善了这一状况。[72]

还有人批评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明显地偏向于官僚资本主义[73]——在职或刚刚退职的政府高官控制的企业——和它们的合作者。这些人享有其他普通企业没有的优势，例如，他们可以利用与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关系弄到外汇，进口国外商品等等。

很难期望公众会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一旦政府推出一项措施，置身事外损失反而会较小。许多企业家变成了投机者，普通职员把积蓄换成黄金，而不是存在银行里，公众只会根据经济生活的现实做出相应的反应。因此，当政府1947年上半年推出债券时，许多资本家并不愿购买。在昆明，在被问到即将销售的政府新债券时，工商业和金融业人士表现得十分谨慎。基于这类债券过去带给人们的教训，他们表示，不经过“仔细考虑”就冒险购买新债券将是不明智的。[74]

到1947年，已经有很明显的迹象显示，公众越来越不愿将他们的储蓄存到银行里了。更安全的方法是将手里的现钱换成金银，或汇到香港。政府规定，私人银行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央银行及其下属银行，这一规定遭到了人们公开的嘲笑和抵制。事实上，在几乎整个内战期间，官方利率和黑市利率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内战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在遏制黑市银行或其他机构的活动上都是不成功的。

当囤积居奇比工业生产更有利可图时，资本自然流入到这个领域。大量资金用于投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抗日战争这已经是一个普遍问题了。内战期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剧了人们投机的动机。通货膨胀不仅增加了生产的障碍，也为投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当时的投机活动主要包括：购买、销售、囤积商品；投机证券市场；以黑市利率借贷。

事实上，投机的机会到处都有。例如，1946年底，政府向生产企业贷款，帮助他们支付工人的年终奖金。但一些观察家坚持认为，正是这笔贷款造成了股市随后的上涨。大量的资金是经济混乱的根源。数十亿的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或者被汇往香港。据说，一些商人拥有大量资金，但他们不愿向自己的企业投资，因为生产的利润要少于投机的暴利。[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