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

人们很容易把工人的骚动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直接联系起来。尽管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因素，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之后，通货膨胀至少是政府无法控制工人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引发了工人不断的“反抗”，工人也由此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发动一场不受政府控制的运动的理由。

背景

国民党在1927年取得了政权，它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取得了对工人运动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3]到1927年，在中国的工业中心已经有300万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因为害怕共产党的力量，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并开始消除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国民党在1927年春天第一次公开地镇压工会。[4]此后，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国民党对所有的工会活动进行官方资助和监管。所有工会都由忠实于国民党的人而非工人管理。工会实际变成了“政府资助”的机构。1929年10月，政府出台了一部《工会法》，把所有工会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5]在工会和工厂内部，国民党的工会组织者往往会与工厂管理层合作，发展出多种分化和控制工人的方法。在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中，可能会根据工人区域或职业的不同成立几个不同的工会。一般采取的措施有，在一家企业中，体力劳动的工人与非体力劳动的工人不能加入同一个工会。工人有时会被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的工资等级，等等。这些措施加剧了工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工人们更容易相互争斗，而不是反抗政府。

破坏罢工是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的帮会头目杜月笙和他的门生陆京士将手下流氓组成所谓的“工会”，让他们顶替罢工工人的工作，从而破坏罢工。当其他手段无效时，政府就直接动用武力镇压罢工。[6]

通过这些方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民党政府成功地控制了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取缔并转移到了地下。全国总工会一直坚持到1931年，共产党直到这一年才放弃了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保持独立工会组织的尝试。[7]1927年之后，仍然不断有零星的罢工和劳资纠纷发生，一名观察家预测道：“一旦有机会，中国工人将证明他们仍能迅速有效地把自己组织起来。”[8]

日本在1937年至1938年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这破坏了政府和工人的“特殊”关系。退到战时首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还能通过特务机关头子戴笠和杜月笙与日占区的工人组织保持某种地下联系，但国民党控制工人的网络已被有效地打破了。此外，战争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得以重建或加强与日占区许多重要企业的地下联系。共产党在江苏南部和北部以及浙江东部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在上海的工厂发展起自己的地下组织。不仅如此，它还在华北和香港的工厂建立了类似的组织。[9]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设法在内地维持它对工人的控制，并要求他们为抗战付出最大的努力。中国劳动协会——它更多地像一个服务机构，而不是工会联盟——成立于1935年。日本入侵后，该协会跟随政府一起迁移到西南地区。1940年，该协会和所有的劳工事务都划归社会部管理。1943年，政府出台了新的《国家工会法》，再次强调了社会部对所有工会的控制。直到1946年，中国劳动协会仍然是官方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并且是得到国际劳工组织承认的中国工人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工会的总人数据估计在60万到100万之间，这些工会在名义上也从属于中国劳动协会，这是抗战期间国共统一阵线的结果。

恢复时期：强硬方法的失败

日本投降后，政府重新接管了沿海城市，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工人组织。但是，国民党的工人干部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任务，工人已经对国民党接收官员的种种劣行——我在第二章详细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强烈反应。从1945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数千名工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发放足够的遣散费或进行工资调整。大多数罢工和停工都违反了官方制定的工会程序。官方程序规定，工人在举行任何形式的罢工之前，必须先告知政府己方的诉求，并请求调解或仲裁。[10]

有两重原因直接导致了劳动纠纷的迅速增加。正如前面提到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失业人数猛然增加了。随后的物价飞涨更加剧了失业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日本投降后，无论在内地还是沿海地区，商品价格在一个短时期内经历了大幅下跌。在重庆，从8月到10月，批发价格指数从179500（1937年的指数是100）下降到118417。在上海，按照以法币对伪币的官方汇率兑换的中国政府货币计算，批发价格指数从8月的43200下降到9月的34508。但到了11月，价格开始再次向上攀升，物价上涨在上海尤其迅速，在内地相对较慢。到12月，上海批发价格指数已经上涨到88544。[11]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看不到尽头，工人们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在日本人入侵之前的1936年，全国有记录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只有278起。1946年，仅上海一地的罢工和劳动纠纷就达到了1716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