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不善和丧失民心（第4/4页）

蒋经国的监管权力扩大到了整个江苏省、浙江以及安徽。当时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可惜为时已晚。媒体开始公开批评蒋经国的工作。一位评论者写道：“蒋经国在上海孤立无助。他的打虎行动只是暂时缓解了普通民众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得到上海真正有权势阶层的支持和配合。他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具体地说，蒋经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缺乏基本的了解。无论蒋经国的政治信誉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在前往上海之前，他并没有对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做好充分准备。他没有调查城市的生产需求。10月初当企业家提交生产统计数据，向政府反映困难时，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行动。[92]到10月底，大米、食用油、燃料这样的基本商品已经发生了严重短缺。而药品、奶粉、棺材、卫生纸和棉花已经完全从上海本地市场消失了。[93]

10月31日，行政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通过了经济改革方案的“补充措施”，事实上放弃了此前的最高限价政策。[94]11月1日，南京特别刑事法庭的庭长宣布，那些因涉嫌违反8月19日禁令而遭到拘捕的商人将免于起诉。那些已经被捕、审讯、并被判有罪的人可以交保释放。

11月6日，上海的商品价格已经涨到8月水平的10倍以上。[95]11月8日清晨，猪肉价格还是每斤6金圆券，到上午11点，已经涨到每斤12金圆券。在一天之内，餐馆将价格上调了2倍到3倍。人们在米店门口排起长队，但一粒米也买不到。上海周围的农民在上一年获得了丰收，但他们担心金圆券马上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拒绝出售自己的大米。到11月底，政府开始明目张胆地突破自己最初宣布的20亿元上限，印发金圆券的总量已经达到了34亿元。

几乎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经济改革取得的唯一成果是政府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价值1.7亿美元的金银以及外币。[96]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究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民众多大比例的财产。据估计，至1948年9月底，上交给政府的金银以及外币的总额仅占民众实际持有资产的20%—30%。[97]

在上海，对政府表示最强烈愤慨的群体并不是因为经济混乱而一直遭受损失的“中产阶级”，而是商人和企业家。11月1日，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召开了一次由当地工商业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纷纷谴责政府政策对工商业造成的破坏，并强烈抗议众多企业家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一位发言者称政府为“庸医”，认为400万上海市民被政府当成了“实验样本”。其他人要求财政部长辞职，并惩罚那些对改革方案负责的人。[98]其他评论者多少显得冷静一些。一位评论者曾做出预测：“这次货币改革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为政治系的学生提供的最后一次教训了。”[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