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

上一章第一节提供了一幅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纵向伸展”的图景，它对认识此期的政治行政演进，有何意义呢？本章对此提供进一步的阐述。

禄秩序列的高端不断向上延展，其背景就是战国秦汉间“吏”群体的扶摇直上。前人叙述战国官僚制发展，往往只把“士”看成新式官僚的来源；而我们则特别强调，此期作为新兴专业吏员的“吏”的崛起，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禄秩的性质可以确定为“吏禄”，也就是说，它是面向“吏”的，是针对专业吏员的等级管理手段。

具体说，禄秩的纵向伸展，包括着一个高端由简而繁、低端由繁而简的变迁趋势，这样禄秩序列的重心，就由此上移了。禄秩序列的重心上移，意味着禄秩管理手段所针对的官员层次在向上伸展。论定禄秩是“吏禄”，又在于禄秩所针对的是“吏职”。早期采用禄秩的官职是哪一些呢？虽在史料中只能看到“官”、“吏”、“令”等等泛称，但分析可以显示，那些官职大抵都属“吏职”。（在一段时间中，大量非“吏职”的官职不用禄秩。这个现象，将置于本编第四章以后专门叙述。）在这里，战国秦汉间“卿”概念的变迁，可以提供某种启示。秦汉诸卿，不少是由较低的吏职上升为“卿”的；而且它们是先升至二千石之秩，然后才有“卿”之名。这种“以若干石为卿”的做法，意味着职能重要性是“卿”的标准，从而与周爵公卿大夫士中的“卿”，意义大不相同了。

一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

由第一章第一节所提供“禄秩序列变迁表”可以看到，从战国到汉初，较细密的段落是禄秩序列的低端。在这个段落中，除了后世仍在沿用的以“百”为差的秩级，如二百石、三百石、四百石、五百石、六百石等等之外，还存在过五十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那样带零头儿的秩级。这些细碎的秩级，后来销声匿迹了，序列的低端遂由繁而简。

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变化，在汉成帝前是由简而繁、秩级越来越多，而且主要体现在高端秩级的增加之上，如二千石一秩繁衍为四秩，御史大夫、丞相变成了独立的秩级。当然，秩级增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比秩”出现了，它使秩级翻番。但在目前，我们可以把“比秩”暂时排出视野，请比较《秩律》和汉成帝时的禄秩序列：

汉初吕后时期《秩律》所见秩级：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

西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21个秩级中的非比秩的秩级：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

《秩律》有11个秩级，而西汉中期的禄秩序列，若排除比秩，也是11级。可见经历了高端趋繁和低端趋简之后，秩级没多没少，所增所减互相抵消了。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在禄秩发展早期，其高端的秩级阙如或较简，而低端相对细密，这就使序列密度呈“重心偏下”之势。在先秦我们只找到9个由“若干石”构成的秩级，最高秩是千石。尽管事实上可能存在更多秩级而史料未见，但《商君书》中的“千石之令”，在商鞅变法后的一段时间中，大概就是最高秩级了。可见在这时秩级的序列更短、重心更低。由此可以推断，先秦禄秩主要面向中下级官吏，在管理高级官职上作用有限。

一般说来，级别越高、薪俸的级差就越大，这是官阶安排之通例。这里有个人力资源管理法则：级别越高、则官职数量越少，升迁可能性也就越小，所以就得拉大薪俸的级差以构成激励，不然断了升迁的指望又多挣不了钱，就会影响士气(1)。九品官品的一二三品只有“正、从”而无“上、下”，四至九品的段落则既有“正、从”又有“上、下”，后六品的密度是前三品的一倍，也呈上疏下密之势。那么，禄秩萌生期其低端较密，是否可以用这个规律来解释呢？我的看法是：有一定关系，但不那么简单。因为仅此解释不了此后禄秩的高端趋繁，低端趋简，所以还得继续找原因。我们提供这样一个认识：在禄秩萌生期，其序列的哪一段落相对细密，就说明禄秩主要是针对哪个官吏层次的。

秦汉禄秩以“若干石”的俸额定等，这跟周爵、跟九品官品都不一样。这因为禄秩源于周代的胥吏“稍食”。“稍食”以食定等，是一种干得多吃得多、干得少吃得少的等级。战国来临后，世道变了，官僚制化运动在迅猛推进，“吏”的地位开始上升，其时的等级管理体制，显示了新旧过渡的性质。《荀子·荣辱》中有一段阐述，先论“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又论“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荀子·强国》又云：“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简言之：等级高端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是“士大夫益爵”；等级低端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是“官人益秩”。上端以“爵”，保留了更多周代等级传统；下端以“秩”，则是新兴吏员的等级段落。由此就能知道为什么战国禄秩的序列偏低了，那是因为“爵”依然压在它的上头。低级吏员的等级管理早早就“官僚化”了，高官的等级管理则还保留着贵族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