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25/30页）

从一九五〇年在纽约过了一夜以来，我在这儿还有两次短暂的停留。但我后来看到的这座城市和第一次所见很不同，这座雷姆、《马里尤斯》和《南风》的城市，天空灰蒙蒙的像是罩着穹幕。到了现在——这段时间的焦虑一如我初到时的焦虑——我才想起去寻找这座城市。现在我才开始承认出租车司机的讹诈让我受辱，我无法给宾馆的黑人小费让我受辱。

我记得那家宾馆的名字：惠灵顿。我记得那里的信纸，我到达的那晚为了营造戏剧效果在上面写过日记。纸上有斜体的宾馆名字的拼写，旁边是宾馆大楼的画。这家宾馆还在吗？我的朋友罗伯特·希尔维斯说：“这是音乐家下榻的宾馆。”希尔维斯在他办的报纸《纽约书评》上发表过我写圣基茨和安圭拉岛的文章。

然而有一天，我居然碰见了这家宾馆，在繁忙的街道上正常营业中的宾馆。这里若是一个考古遗址，才符合我脑海中对它的构想。虽然信纸上的宾馆是摩天大楼，但在人行道上的这家宾馆却如此不起眼。我记不起门和大堂之类的东西：这个宾馆存在于我的想象中，跟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些事物不同。我记得抵达时是清晨，周围一片黑暗，我又累又紧张。黑暗中获取的更多是知觉而非画面：对着废纸篓吃鸡，在淋浴间躲滚烫的水。这像是梦而非回忆，却契合这场合，对我来说，那天的空间与时间合而为一。那天结束时，空间和时间把我和过去分离；那天开始的作家的旅程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我原本打算在美国花那本书的预付款。我没有得到预付款，却坚持按计划行事，于是就花自己的存款。这像是看自己流血。最终我往西边去，到了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在一座崭新的带家具的出租公寓里我又开始伏案工作。这就是作家的生活：无论心情如何，总是得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我开始写一系列关于自由和失去的文章。这个想法是三年前在东非时产生的。在肯尼亚内罗毕和乌干达坎帕拉一整天车程的下午，灵感突然到来。我很习惯在非洲的那一片地方开长途车，这是个顽皮而滑稽的念头，与长途驾驶的路边风光及高涨的情绪相映成趣。眼下这个想法是我作为作家拥有的所有资本。它附着了我写的那本历史书的情绪，附着了我的失望以及我施加给自己的漂泊。我仿佛成了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

几周后，最初的冲动消失，我无法写下去了。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丧失信心。在维多利亚，写作时日子过得很快，现在竟觉得漫长起来。接着我面临一个简单的事实：依靠英语写作过活的人没有美国读者，我只能回到英国。我本渴望摆脱英国的沉闷，但没有如愿，我在一九五〇年离开小岛——意味着无家可归、漂泊和憧憬——就是结局。

从维多利亚到温哥华。个头很高的空乘人员穿着很短的裙子：可怕的轻佻。多伦多；伦敦。飞机引擎嗡嗡作响，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上演着我不情愿的回归。二十年间我不断模仿第一次旅程。若是二十年前，我还能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一个崭露头角的有才华的人，出了书，我会觉得自己幸运。我仍然觉得这是幸运。但是——正如爱与痛苦相伴相随——和幸运一同到来的失望让我感受到了可怕的孤独。

我在伦敦没有房子，租了一间海豚广场的公寓。它稳定地消耗着我的存款，每周都是那么多。账单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圆而简单，字的下部线条是一种规律化的扇形图案，暗示她是个平和的女人，肉体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没有焦虑。我羡慕她的平静、没有野心。我去办公室付账时想看看是哪个女人。她就在这些从我身边走过的薪水奴隶、在这些女性雇员当中，也许并不知道写下我凶猛而虚弱的开销是多么幸运。

夏天过去了。十九年来，我头一次在英国觉得冷，觉得穿得不够多。此前我在夏天和冬天穿一样的衣服，不觉得需要穿套头衫或者保暖衣，甚至不穿外套。我一直期待严寒的天气、短暂的日光和下午的灯光。现在却需要添衣服，且越来越觉得冷，我感到了冬天真的是冬天，充满黑暗。

某天，我的窗下来了几个工人。他们开始聊天。听着就像是一出戏剧：不同的声音，小心的对话，任务，句子，想法，炫耀，装腔作势，风格。我在英国从没听到工人彼此间这么说话，在室外长时间地这么大声说话。像是在一个未知的国度偷听，我心生害怕。我知道英国的另一面：牛津，广播中的人，作家。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么久，从没和这类人有过交往，也没在书上读到过或在电影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