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3/30页）

于是，我习惯了在一个标牌失去了意义的世界生活。标牌和我所接受的教育一样带着抽象和武断的性质，如我没看过一部法国或者俄国电影却“研究”它们的能力一样，如我所说，这种能力就像是一个人试图仅通过街道示意图来了解一座城市。

特立尼达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在西班牙港殖民百货商店的图书区有一两个书架的战时企鹅平装书（狭窄的页边空白，装订粗糙，书钉在潮湿的气候中迅速生锈，但是纸张的颜色、质地和气味都很好），企鹅丛书的封底有时印着英国商品的广告——巧克力、鞋子、剃须膏，我没有觉得奇怪。这些商品从未在特立尼达出售，当时也没有生产（广告上说是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些广告先前被制造商投放，为的是在战时保持品牌知名度，希望战争能有好结果。这些广告——其商品和现实的可能性相去遥远——我从不觉得它们奇怪。对我而言它们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浪漫，是承诺中的承诺，非常浪漫。

于是，我准备想象我此刻身处的伦敦并不是我所追求的那个完美世界。我孩提时在特立尼达，把这个世界放在远方，也许就放在伦敦。如今在伦敦，我能够把这个完美的世界置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更早的时代。这种精神或情感上的转变过程是一样的。

地铁站还有老式笨重的自动贩卖机，带有凸起的金属字母。里面已经没有糖果和巧克力，但十多年来没有人把它们拖走。它们像是房子里破损或者废弃的东西，却迟迟没被丢弃。离伯爵府两户远的地方有一片轰炸后的废墟，路上的一块裂口，此处的砾石原本是地下室所在，是房子的餐厅，就像我住的地方一样。这种废墟布满了整座城市。一开始我能看见它们，后来就不再留意了。圣保罗大教堂边上的主祷文街几乎不复存在；但它的名字依然作为很多出版商在伦敦的地址出现在书的扉页上。

我在伦敦的游荡无知亦无趣。我期待这座伟大的城市扑向我并占有我。我那么渴望身在其中。很快，在一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我变得很孤独。如果不那么孤独，如果过着类似船上的生活，我也许会对伦敦和住所有不同的情感。但是我孤独，没有能力找到在穿越大西洋的五天中所经历的社会。

英国文化委员会为我这样的留学生组织聚会。但我第一次去的那个晚上，发现自己和一个百无聊赖的女孩说着说着，就谈起了身体的疼痛。这是让我感到害怕与困扰的话题，随着战争的推进变得更加可怕（这进一步解释了我在各个时期对自己的严厉）。我开始谈论折磨，虽然知道这不对，还是一直谈论下去（这比我在飞往纽约的路途上的行为还要扭曲，先是对波多黎各的黑人，接着是坐在我边上的英国女人）。我羞愧难当，没有再去那个地方。

我只有寄宿处和那些奇怪、混杂而沉默的房客：英国人、流亡的欧洲人、几个英语差劲的亚洲人。如果我当时看过更多当代英文书，寄宿屋的生活也许会对我有更大的意义。比如说，我读过的《醉汉广场》[11]中的故事，就发生在仅仅十一年前的这里。这样的书总是会把这一区域变得浪漫，吸引来不少人。而我，总需要书中的证据，某种更尖锐的自我感知。

我虽然受过教育，但是阅读量不够。我对伦敦了解多少？学校课本里有一篇查尔斯·兰姆的随笔，讲的是去剧院的事。另一本教材里有两三个关于筑堤的妙句，来自《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12]。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贝克街只是个名字而已；萨默塞特·毛姆和伊夫林·沃之类的作家无法在我的脑海中创造画面，因为他们假定读者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我了解的伦敦或是想象的伦敦来自狄更斯。狄更斯和他的插画师给了我有关这个城市的幻觉。因此不知情的我，像我即将听说（并为此惊奇）的那些俄罗斯人一样，仍然相信狄更斯的那个伦敦。

几年后，当我以作家的身份审视狄更斯，我觉得自己更多地了解了狄更斯描写伦敦的独特能力，以及他和其他书写伦敦的作家的区别。我还是个远在他方的孩子时读了狄更斯早期的小说，能够跟随他进入伦敦这座黑暗的城市。这部分是因为我把自己的简单交给他，把自己的幻想带入他的幻想中。他对一百三十年前的城市一定和我一样陌生。作为成人，他天才地从孩子的视角来描述。他不卖弄建筑知识或者品位，不炫耀技巧，只用简单的“老式”之类的词语来描述整条街，不用会干扰不成熟抑或没知识的读者的词语。他没有用会让一个远方的孩子不安的词语，在那里屋顶是瓦楞铁皮，墙是木头的，顶上悬着百叶窗挡雨水，让阳光和空气进来。狄更斯只用简单的词语和概念，为光影创造了简单的层次和表面。他就这样创造出一座城市或是幻想空间，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材料重建它，用自己所知的材料来重建描述中他未知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