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5/30页）

安吉拉给了我一定程度的鼓励。她告诉我她喜欢我；她说我的肤色和她祖国有些人的肤色很像。但是她的生命中有个男人，一个战时在意大利相识的英国人。他粗俗，有暴力倾向。我从未见过他。安吉拉描述她的情人的方式，会让你既谴责这个男人，同时又同情她，她口中的这段恋情似乎注定有如此的命运。

她说有一晚他们争吵，他变得异常暴力，以致她跑出房间，身上除了逃出来时抓过来的一件大衣外一丝不挂。之后她决定独自生活，于是搬到了伯爵府的房子里。她的情人不在；至少我从未见过他。他是在国外吗？我从别人的谈论中推测他在监狱。但是我没有和安吉拉提起这件事，她也没有说起。我应该问她的，但是因为我对她有好感，也就不想问。尽管如此，她还是忠诚于那个男人。奇怪的是，她对我的鼓励是纯洁的。她的房间任由我出入。我能打趣她，但是只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仿佛这样我的轻浮就合理了。我们俩独处的时候，她会比较疏远而谨慎。

正是因为安吉拉——事实上是作为安吉拉的朋友——我被邀请去参加经理哈丁夫妇的周日午餐。我几乎不曾和哈丁先生打照面。这顿午餐是我“大都会”素材的一部分，我痴迷地写了几个月，不光夏天在伦敦写，到了秋天在牛津也写。我做了改动，让它成为恰当的写作素材。甚至在这顿午餐之后，在这些写作之后，我对那个人和他妻子的相貌依旧没有什么印象。

午餐在一楼的一个大房间中进行。房间前部很少使用，堆满了棕色家具，是“休息室”。后部家具没有那么多，但是墙面和其他房间一般空白，仿佛战争光临过此处，发生了一些灾难和掠夺。我觉得房间后部是哈丁夫妇作为经理而享用的。

高大的窗户冲着花园，更准确地说是冲着疏于打理的土地。花园通向地铁的高墙。那里有棵树，还能看见附近土地上的树。地铁站砖墙的阴影投在地上，那块地更显得光秃秃的。这还算合我意，我喜欢那种色彩，喜欢封闭且荫蔽的凉爽空间。

哈丁的午餐桌上还有其他朋友。哈丁先生是餐间的明星。我觉得他醉了。他酒量不好，却一直在喝。哈丁太太——我也不记得她的容貌——和安吉拉负责上菜。哈丁先生负责说话。他不仅是明星，也是喜剧演员。他深知自己是谁，同认识的人说话带着自信。那些人会对他的笑话报以大笑，非常欣赏他的举止。

他之前是在家里哪个房间喝酒了还是去了酒馆？我对伦敦的酒文化没有了解，没有人可询问，也不知道该作何猜想。我对酒馆一无所知。我不喜欢酒馆的概念；我不喜欢人们去一个地方只是为了喝酒。我把它和家乡朗姆酒店铺的耍酒疯联系起来。普通人觉得伦敦街头的醉汉好笑而不是可恶，这让我惊异。同样，哈丁先生在餐桌上的醉意没有遭到客人鄙夷，反而得到容忍甚至尊敬，这让我有点惊讶。大伙儿听他说话。我分不清他操的是哪种口音，我觉得听上去不错，像是电影里的。

午餐最难忘的一刻是哈丁先生讲故事。我记得哈丁先生说话的时候安吉拉咯咯笑，还记得哈丁太太面无表情。

我不记得哈丁先生讲了什么故事。但是有一刻他缓缓地说，刻意的醉酒的口音充满了房间：“我的一个老婆——奥德丽，对了奥德丽。”然后他直接对哈丁太太说：“你记得奥德丽吗？”哈丁太太没有大笑，没有微笑，没有直视哈丁先生，她面无表情，说：“我喜欢奥德丽。她那么甜美。”

这对话让我着迷。对我而言过于复杂，是大城市才有的对话，像是电影、戏剧或者书里的内容——正是我到伦敦来寻找的东西，正是那种助我成为作家的素材。后来，不论是在伦敦的寄宿房，还是在牛津大学的学期或假期里，我在写很多篇文章的时候都带上了那个片段。虽然我因缺乏社交知识而无法对此加以渲染，简单来说，我不知道哈丁先生那天早晨做了什么，不知道他去过哪里，下午要去何处；虽然我没怎么见过这个人，也无法判断他说的话；虽然我甚至从未想过打听一下他是否上过战场，或者是否一直在伯爵府喝酒打发时光。

我为哈丁先生和那段对话设了个背景：伦敦一栋大房子里的周日午餐。在我写的有些篇目中，我有意改善了每个人的处境。我也改善了自己的境况（没有明显吹嘘），因为听到并且记录那段对话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我所认为的体察人情世故的作家。那段话给了我，一个作家，极大的乐趣，丝毫不输于当时哈丁夫妇所得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