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1/30页）

他们给了我一间完全由我独享的高级舱。我拿到了一把将那个舱和游客舱门隔开的钥匙。我白天在游客舱吃饭、打发时间。这真是好运气。很快，我的焦虑几乎烟消云散了。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好兆头。我觉得有“旅行者的好运”伴随着我。

但是那晚在睡梦中，我被一阵骚动吵醒。舱顶灯亮了，传来人的声音。然后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有人要和我共用舱室。游客舱有人拿到了钥匙——之前几个小时里，我觉得那是自己独有的秘密空间。点亮的顶灯和抬高的嗓门是那么不体谅别人。我闭上眼睛，像个孩子，像个在施展魔法的人：如果我假装沉睡，假装一无所知，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进来的人就会离开。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被带进来的男人在找麻烦。他不愿住这间舱室。他的嗓门越来越高。他说：“因为我是有色人种，你就把我和他安排在一起。”

有色人种！他是个黑人。所以我是被赋予了一点少数族裔的特权。但是我不希望那个黑人或者其他人和我共处一舱。我尤其不想和这个黑人待在一起，原因和他说的一样。

而他不会和我共享舱室。顶灯熄灭，舱门关闭；进来的人出去了。那个黑人无疑被带回了门那边的游客舱，塞进三四人一间的拥挤客舱，和白人共处一室。他是满意了；但这是怎样的代价，在横穿大西洋的整个旅程中都紧张兮兮的代价。瞥见另一个人的狭隘和动机让人恐惧。然而我为他们把黑人带进我的舱室而感到羞耻。我羞耻的是，我满腔抱负地投入这次探险，而人们眼中的我们却仅此而已，这与我的自我感觉、我的追求相去甚远。也是这羞耻，让我在他们进来时闭上了眼睛。

那个黑人第二天早上在游客舱的休息室找到了我，向我道歉。他高而瘦，衣冠楚楚，精致的夏装让他显得瘦骨嶙峋：多骨的膝盖和尖锐的胫骨。他谈吐优雅，比在那间高级舱时安静多了。他以为事务长办公室的人带他穿过游客舱的门，是真的要给他找一个更好的不拥挤的客舱。但看到我他就不那么想了。他知道我成了少数族裔保留地的核心。他说他了解美国人。他还告诉了我什么？除了种族热情之外，他还有什么？他这么狭隘吗？我都不记得了。我好像没再见过他。

一个女人——年纪不大，但比十八岁的我年长——某天在船舱里跟我讲了更多他的事：明显他给一些乘客留下印象。这女人说，他厌倦了美国的偏见；她带着理解和仰慕谈起他。她说他要去德国生活。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在德国军队服役时遇见了妻子。他渐渐地喜欢德国人了。真是奇怪的经历！

在波多黎各出现过去哈莱姆区的特立尼达黑人，穿着紧身外套。这会儿是个去德国的黑人，来自哈莱姆区或者美国其他黑人区。他们都有与我相像的一面。但是我的亚洲背景抗拒和他们作比较；而且我远行是为了成为作家。我因害怕而不愿接受或面对其他事物；不论作为普通人还是作家，这点都不太可取。种族问题不是我理想的作家的写作素材，我尘封了自己的经历。甚至当我成为作家多年以后，我都没有找到应对那种困扰的方法。

我用不可擦铅笔写作。我记下了对话。这个“我”是超然的，是个记录者，了解世情。

一个人日夜站在船头，盯着前方灰色的大海。当终于在南安普顿上岸时，我有一刻感到一种愉快的错觉，脚下的大地在移动，就像过去五天船的移动一样。

我乘船到了英国。旅客终点站是新建的。有着美丽名字的南安普顿，战时被炸毁。新终点站展望未来，但是轮船很快成为过去的事物。

*

在大西洋的黑暗之后是色彩。去往伦敦的火车上能看到鲜艳的色彩，傍晚的光线。这是延伸的黄昏：对习惯了热带日夜等长的人来说颇为新鲜、迷人。光线，黄昏，这个时间在家里会是夜晚了。

但我们到达滑铁卢车站的时候已是晚上了。我喜欢车站的格局，规模大，有很多站台和高大的屋顶。我喜欢那些灯。在家时我习惯了公共区域——或者那些我知道的学校、商店和办公室——只在自然光下工作，我喜欢火车站夜间这种繁忙的骚动以及灯火通明。在我眼里，在灯光下工作的车站工作人员和乘客仿佛是戏剧中的人物。车站灯光映照出（正如纽约街道给我的印象）一个有天篷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内室。

在轮船上待了五天，我想出去。我尤其想去影院。我听说伦敦的影院不间断营业；在家我习惯了固定时间放映电影。“不间断”的概念非常吸引人——这正是大都会做事的方式，暗示了人的忙碌。但这会儿即使对伦敦，对伦敦这个大都会的人们而言，都太晚了。我直接去了伯爵府的家庭旅馆。我在这儿订了两个月的房间，然后去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