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14/30页）

对于狄更斯而言，用想象去丰富一个人所熟悉的周围环境，是小说的美好之处。我本身就有孩子的思想，受过抽象的教育，对自己的职业有浅薄的理解，狄更斯模仿儿童的视角大约给了我一些幻觉，让我误以为我完全了解这座城市，并期待写作生涯在那里得以发展。想象的部分归想象，同时还留下空间体会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工程，我对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格局和帝国之辉煌的理解，并非源自白金汉宫、西敏寺或白厅，而是帕丁顿和滑铁卢车站，霍尔本高架桥和堤岸。

我来到伦敦，本以为对它很熟悉，却发现了一座陌生而未知的城市——房子的风格，甚至区域名都陌生；和我的寄宿处一样奇怪，这点非常出人意料。这座城市和《南风》中的英国气息一样陌生——我未曾读过这本书，在纽约时因为它的文化内涵才买下它的。面对这样的陌生，我内心的烦扰非常强烈，比我初到纽约迈进那家书店时更甚，那时我本以为进入了理应属于我的地方，结果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抵达后头几天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我失去了多年以来我所拥有的宝贵之物。我失去了想象的天赋，对未来的梦想以及我将去的远方。我在家时几乎生活在电影院，我在那里打杂，在固定的放映时间前，关上双层门、松开高大木窗的绳索以阻挡天光或街头的灯光。在黑暗的放映厅中，我梦想着别处的生活。如今身处那些年里的“别处”，我丧失了进一步做梦的可能。我在伦敦的第一晚就想去影院看不间断放映的电影，去体验大都市的繁忙。很快，影院的概念和进入黑暗的放映厅看电影的念头变得压抑。

我曾觉得看电影这一消遣是我对成人生活的预先体验。如今充斥在我脑海中的羞耻感，让我觉得这是幻想。我没有读过《醉汉广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本书，但是我看过电影。好莱坞式的伦敦在我脑海浮现（也许是由名字联想到的），继而转换到《房客》中的伦敦。现在我知道那个伦敦是凭空想象的，对我毫无价值。我曾深深地觉得电影是一种享受，是我进行抽象学习的贫乏岁月里的巨大支持，如今这种乐趣仿佛被生生割走了。当我十或十二年后回到剧院，我所熟悉的好莱坞已死，它繁荣的条件已不存在。美国电影变得和法国或英国电影一样本土化，我和电影间的距离与我和书籍或者绘画一样远。不再可能幻想。我去影院不再做梦或幻想，而是有了评论者的立场。

我没有什么值得记录。我在伦敦的流浪没有产生历险记，没有提高对建筑或是人的鉴别力。我的生活局限于伯爵府的房子。那里有一种特别的生活，但是我不曾发现。因为虽然感到才思枯竭，我却仍把自己想成作家，以作家的身份，不断寻找合适的大都会素材，这很讽刺。

大都会——我的定义是什么？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设想中的素材能让我和某些作家一比高下或是平分秋色。这种素材也能展现我的写作个性：比如J.R.阿克利的《印度假期》，也许是在印度的餐桌下记录的素材；毛姆，不论何时都是疏远的、超然的，又洞察世事；奥尔德斯·赫胥黎则见多识广，包括两性的体验；伊夫林·沃是那么优雅自然。我想成为这样的作家，而在伯爵府大楼里的流亡者身上，我找不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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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伦敦不久，收到哈丁夫妇周日午餐的邀请。哈丁先生是寄宿房的经理，但是我没怎么见过他或他夫人。我更常看到的是安吉拉，我鲜少称呼她的姓，因而最终忘记了。安吉拉是意大利南方人。她二十多或者快三十岁的样子，具体我说不上来，只知道她比我年长，至少大十岁，我觉得她非常成熟。她战时待在意大利，像她的很多朋友一样突然就来到了伦敦。

安吉拉在这座宅子里有一间房，也有一定职务，不过我不确定她是做什么的。她有时在地下室的餐厅提供早餐；有时晚间在那里。有些晚上又在一家“威尼斯”之类的意大利餐馆做招待，离伯爵府不远。她提供两先令六便士或者三先令六便士的晚餐。我在那里吃过几次饭。认识就餐餐馆的女招待带给我难以言喻的快乐，虽然我读不懂菜单，也不太喜欢意大利菜。

除了家人，安吉拉是我了解的第一个女人。打一开始她就容易接近。我觉得她很迷人——我仍是个处子——几乎爱上了她。和安吉拉的结识带给我短暂的大都会的激动，让我觉得自己远离家乡，身处欧洲的一座大城市。寄宿房，房子后的地铁，街角通向很多站台的车站的人流，意大利餐馆，我认识的女招待。我喜欢这背景和道具，它们是戏剧的一部分，给了我片刻做大都市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