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文论（第2/7页）

施特劳斯的弟子斯坦利·罗森曾感慨，“20世纪下半叶由劣质的诗所导致的厌倦”，让有志更新自我的青年纷纷重返古希腊，回到最初爱智慧的哲学。这种“劣质的诗所导致的厌倦”，我想身处汉语氛围中的当代中国读者应当更有体会，很多人也因此走上重新理解古典的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哈罗德·布鲁姆的这本小书，至少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那就是经典文学作品和作品背后那些伟大的创造者，同样能帮助我们找寻兴奋和希望，同样能帮助我们奋力抵达未来的某处。

乔纳森·卡勒与《文学理论入门》

这些年，国内译介的现代后现代文学理论不在少数，但产生的效果，似乎和某些国家购买高精尖武器一般，只获得了操作权，核心技术还是一无所知。甚至，译文每每出于理解无能而产生的云山雾罩，竟牵引弥漫出骄横浮夸的文风。“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卡勒晚近所写的这本绍介性质的小书，可以说是对“理论”的核心技术的一次精彩演示。在书的开头，他再次援引十五年前在《论解构》一书中引用过的理查德·罗蒂的话：“自打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时代起，有一种文字成长起来，它既非文学生产优劣高下的评估，亦非理智的历史，亦非道德哲学，亦非认识论，亦非社会的预言，但所有这一切，拼合成一个新的文类。”这种新的文类，卡勒以为可以姑且名之为“理论”。“理论的本质是通过对那些前提和假设提出挑战来推翻你认为自己早就明白了的东西，因此理论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即使你无法最终掌握理论，你还是取得了进步。你对自己阅读的内容有了新的理解，你针对它们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的意义有了更清楚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并非僵化成标准答案的概念和术语，也不是学派之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作为争斗结果的某种历史进化假象，理论更不是某种用于敲打、解剖乃至震慑他人的武器，理论是对已存在的世界和自己的综析、发问和省思，是对一些人类思想基本问题的一再重返，遂也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

又谈到何谓“文学”，卡勒说：“所谓‘文学’，即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志。它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努力研读的结果是不会辜负那一番苦功的。”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再读所谓当代文学，也是因为当代文学每每辜负我们花费的苦功。和研读理论一样，我们意欲在对诗歌和小说的研读中收获认同，辨识自己，并在这样的认同和辨识中慢慢成长和被塑造。于是，文学和理论，其实可以作为两个同义词存在，而正是这两个同义词的强有力的并列，才实实在在构成了正在到来的、新的文类。

德勒兹和《批评与临床》

今天在中国流行的诸多法国现代后现代哲人，在我看来，他们首先是深谙文体之道的作家，而非贩卖理论武器的军火商。德勒兹是其中又一个例子。

德勒兹的书，我之前没有仔细看过，只是经常在各种国产论文中看到对所谓“游牧”、“生成”等德勒兹式概念的操练，让我对他并无好感，直到看见《批评与临床》。这是作者在巴黎自杀前的最后一本书，在这本晚年著作中，德勒兹终于暴露出一个作家的面目，回归其心心念念的根本问题，即关于写作的问题。他援引普鲁斯特的话：“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于是，从刘易斯·卡罗尔到贝克特的电影，从尼采到柏拉图，从斯宾诺莎到康德，从惠特曼到劳伦斯，德勒兹以他的广博和举重若轻，向我们展现形形色色写作者背后共同的秘密，属于写作本身的秘密。

在第一章《文学与生命》中，德勒兹认为：“文学的目标在于，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言语活动中的旅程。”文学的目标是一种生命的宛若未知旅程般的可能性，这种生命的可能性在文学中表现为言语活动的可能性，并且这是有能力构成诸种理念的言语活动。随后的十六章针对具体作家的实用批评，都可以视作这一理路的演绎，其中《巴特比，或句式》一章，堪称宏伟。德勒兹从梅尔维尔笔下的小说人物巴特比的一句拗口的惯用语“我情愿不”入手，层层展开，将梅尔维尔全部作品乃至欧陆文学统统裹挟进来，最终逼至那个在梅尔维尔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最高问题，即对某种既反对特殊性又质疑普遍性的所谓“独特者”的渴求，以及伴随的失败，他引用劳伦斯的话：“这是新弥撒亚主义，或美国文学对民主的贡献：与救赎或慈善的欧洲道德不同，这是一种生活道德，灵魂只有在漫无目的的地上行走时才能实现，令自己接触到各种事物，从不试图去拯救其他灵魂，远离那些发出太过专横或太过痛苦的声音的灵魂，跟与它同等的灵魂共同建立起一些哪怕是太过短暂或不够坚决的约定，除了自由没有其他成就，时刻准备着解放自身以实现自身的完满。”